第二章 工业革命前的设计（第19/34页）

（3）为了炫耀拿破仑征服的功绩而兴建的大型纪念性建筑。这部分建筑基本上依照古罗马的形制，是典型的古典复古主义作品。这些建筑的政治象征性要远远大于实际功能性。比如维格诺（Alexandre Vignon, 1763—1828）设计的玛德林教堂（La Madeleine, 1807—1842），让·夏尔格林（Jean Chalgrin, 1739—1811）1806年设计的雄狮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都是经典的罗马风格的代表作，强调了拿破仑的政治倾向和建立囊括欧洲的庞大拿破仑帝国的野心。玛德林教堂是一座典型的罗马围廊柱式庙宇，是“帝国风格”最突出的代表作。“雄狮凯旋门”在拿破仑倒台之后被称为“明星凯旋门”，也是罗马风格的杰作，现已成为巴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这两座巨大的建筑对于罗马风格的严谨模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拿破仑的“演兵场凯旋门”完全模仿罗马的赛鲁维斯凯旋门，“雄狮柱”更是罗马图拉真纪功柱（Trajan's Column）的复制 品。拿破仑的御用建筑家查尔斯·皮尔西（Charles Percier, 1764—1838）和方丹（Pierre François Léonard Fontaine, 1762—1853）都大量地从罗马建筑中汲取营养。为了体现拿破仑与贵族阶级没有继承关系，他们刻意避免采用任何波旁王朝使用过的风格，特别是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等等。他们对于古典风格情有独钟，认为没有任何风格能够超过古罗马风格。“我们努力模仿古代，模仿它的精神、它的格言和它的原则，因为它是永恒的。”他们形成的新风格——帝国风格，虽然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的，是反贵族和反封建的，但所体现的依然是国家高于人民这一理念——“帝国风格”背后的推动者正是拿破仑本人，他的御用建筑家则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来设计，因而非常统一和完善，由此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法国所推崇的所谓的自由、民主、博爱，并不是全民的，而仅仅是给予资产阶级的——这正是法国的古典主义复兴运动意识形态的实质。

帝国风格突出了“拿破仑是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政治含义，在法国，虽然经历了大革命的破坏，这种风格依然全面恢复“路易十六风格”的精华，并且使之更加庄严宏伟。由政治动机而造成更加强烈的罗马复古倾向，设计上更加宏大，和德国的“彼得迈耶风格”（the Biedermeier style）、美国的“联邦风格”（Federal style）、英国的“摄政王风格”（the Regency style）属于同一类型。在产品设计上，既有“路易十六风格”的古典气派，也更多使用罗马设计的装饰细节，金碧辉煌，这部分家具、用品目前在卢浮宫依然可以看到。

3．美国的折中主义风格

美国通过长时期的独立战争，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在1776年成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国家。对于这个新大陆上的新国家而言，通过建造政府公共建筑来体现国家的原则和立场是非常紧迫和重要的，美国的开国元勋都高度强调这些公共建筑的重要性。

方丹设计的盖碗。

1810-1815年间制作的法国帝国风格座钟，因以美国为目标市场，所以钟上的人物雕像是全身戎装的美国总统华盛顿。

1822年制作的法国帝国风格座钟。

美国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

美国建国初期，还有相当一部分亲英国的保皇派分子，他们在建筑上主张接近英国的主流风格，表示对于英国皇室的效忠，这类建筑在美国东海岸，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和弗吉尼亚州一带相当多。而开国的革命者则希望能够通过建筑体现美国的民主精神，他们主张以罗马风格为主，兼容各种欧洲风格，由此形成古典折中主义的建筑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