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第2/6页）

有几方面的因素强化了这种认同。首先，苏联领导集体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决心把它保住。除了二战的记忆之外，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使得任何主张苏联退出中欧的观点都不具有合法性。例如，到1953年，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与精英眼中，东德已经成为他们中欧帝国的珍宝和中心，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苏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克里姆林宫还想用慷慨的援助和为其对外政策提供支持来维持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对东德这方面因素的考虑迫使苏联在中欧一直保持庞大的军事存在，而对中国这方面因素的考虑则让克里姆林宫不断拿出革命的诚意，表现其对共同的意识形态原则的忠诚。即便是在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向克里姆林宫在共产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恢复中苏意识形态同盟之间举棋不定。他们选择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同时又在越南战争中与中越两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其次，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有利于这样的领导人：他要兼有灵活与强硬、务实与思想正确。赫鲁晓夫打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声称他们准备把东德送给西方。而他在战胜莫洛托夫的时候，又在党政精英们面前说，莫洛托夫死板的外交方式没能分化敌人，反倒使他们联合起来。尽管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苏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销的时候，有必要证明，他能够洗去这种制度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

再次，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有热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力的增强，诱惑也来了：突破美国人为遏制苏维埃帝国而在其周围设置的障碍，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更为有利的和解方案。与此同时，苏联实力的增长——这一点突出表现为1957年“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的发射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行——极大地增强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中的吸引力。

赫鲁晓夫个人的干劲、野心以及他不时地心血来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对苏维埃体制及苏联社会影响的企图——虽然不是始终一贯的——成为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变革的主要动力。起初，靠着赫鲁晓夫的能量和“新对外政策”，苏联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狂热信仰，再加上冷战的对抗逻辑，使得他一再考验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忍耐力。赫鲁晓夫相信，苏联与西方这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上开始形成的均势，将迫使西方各国在全球退却。同时他还坚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对外政策”之所以很快就把它的重点从缓和并在欧洲采取务实的防御措施变成在柏林的冒险和向第三世界输出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可以从他对核边缘政策的痴迷和他的救世思想得到解释。赫鲁晓夫和他的领导集体在1955年和1956年成功挫败了美国包围苏联的计划。然而，从1958年至1962年，赫鲁晓夫一直都在支持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政权。这种做法的高潮出现在1962年，当时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冒险决定：部署苏联导弹来保卫古巴。只是在热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头脑才清醒过来，选择了撤退。

古巴导弹危机使得核边缘政策的做法和无限制的救世思想名声扫地。1964年10月取代赫鲁晓夫的新领导集体找到了一条比较安全的促进苏联利益的道路：与西方各大国谈判并以实力为依托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其副手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也支持这种看法——对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苏联社会主义帝国来说，缓和与西德的关系并与美国达成协议，要比向西德施压并与美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更有利。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当中，勃列日涅夫是推动缓和的关键。他是第一位以下面这种身份在苏联精英和人民当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苏联统治者：他不仅是增强实力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和平的缔造者。跟赫鲁晓夫不同的是，他是个有力而且耐心的谈判者。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1972-1974年的苏美缓和“高潮”很可能就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