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9/25页）

在其国外崇拜者看来，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行事风格几乎与西方政治家一样的苏联国务活动家。考虑到他的背景，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当然，在他执政的头几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他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保留着苏联许多标准的老一套的看法。但即使是在把里根和科尔（Helmut Kohl）及其同事作为对手对待的时候，他也已经在开始拆除“铁幕”了：首先是允许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中一部分经过挑选的、拥护现行体制的人与外国人自由接触，然后是为社会中其余的人开放外面的世界。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大家庭”这一想法的转变。这个想法最初是在1985年和1986年间被当作一种外交工具来利用的，是要挑起美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不和。到1989年的时候，它引发了公众的争论并成为“重返欧洲”、拒斥斯大林主义封闭社会的同义语。戈尔巴乔夫把这一想法作为自己信念的基石。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亲密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Sergei Tarasenko）声称，在1988年中期之后，“当我们在国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依靠美国，我们才能暂时维持下去，甚至是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感到，一旦离开美国，我们就会被搁在一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向美国靠拢”。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只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政策。德米特里·福尔曼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Westernism）是一种依赖情结，其他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也都有这样的情结。“对于所有的苏联人民来说，包括党内的高级官员，”他写道，“西方一向是渴慕的对象。到西方旅行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这你没有办法；这是‘在血液里的’，文化里的。”再者，戈尔巴乔夫很享受他个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获得的巨大成功。美国的戈比热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公众舆论相互吸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能够与西方领导人以及西方人民相处融洽，对于这样的能力，切尔尼亚耶夫很是钦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谈到了戈尔巴乔夫成功地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建立的友好关系。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思维”毕竟不是原创的或全新的。新的地方在于苏维埃体制的领导人——他本人受苏联社会的影响，却能够如此迅速地摆脱苏联人的那种心态。当切尔尼亚耶夫看到戈尔巴乔夫和科尔聊得很投机的时候，他“感到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对立与仇恨，都开始模糊了”。

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声称，戈尔巴乔夫个人在西欧和美国获得的巨大成功，让他变得忘乎所以，开始把自己与外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心理上转而寻求西方的认可，那是因为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混乱，他在国内的人气开始急转直下。就如同瓦列里·博尔金理解的那样，“民主化开始了，但它突然转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且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他的主要对手叶利钦成了它的领导者。这样，戈尔巴乔夫就把他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西方身上了”。另外，批评者们还指出，在使戈尔巴乔夫偏离1985～1987年的内外政策并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新路线方面，西方的建议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有害的影响。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直言不讳地说，戈尔巴乔夫为了一时的人气和与西方政治家的良好关系而“浪费了苏联的谈判潜力”。在多勃雷宁看来，西方政治家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弱点。1988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急于结束冷战，因为他在国内的前景不太乐观，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突破。结果，“在与美国及其盟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往往占不到便宜”。科尔尼延科认为，戈尔巴乔夫过于在乎西方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就仓促行动，要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作为治国者的戈尔巴乔夫一心想用国际公认的头衔“苏联总统”来代替“共产党首脑”这个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