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5/25页）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掉，令莫斯科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之下，东德的各位领导人没有征求莫斯科的任何意见，就决定允许东、西柏林间的居民可以有限流动。但是，这种笨手笨脚地想要打开安全阀的企图引发了民主德国政局的崩溃。柏林的事态发展让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十分意外。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维亚切斯拉夫·科切马索夫（Vyacheslav Kochemasov）徒劳地想用保密电话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取得联系。当时，正如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整个领导层忙得团团转，没人顾得上民主德国”。戈尔巴乔夫没有成立任何危机委员会来处理德国问题。对德国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不仅是德国问题专家，就连军方的代表也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与此同时，就如莱韦克得出的那条正确的结论，柏林墙的倒掉注定了戈尔巴乔夫的要实现欧洲逐步和解的宏大计划失败的命运。民主德国与中欧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耐心等待苏联人和西方去建设“欧洲大家庭”，而是“自己冲过柏林墙”，投入西方的怀抱。

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苏联领导人在想什么？从可以看到的零星的记录和回忆来看，在11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与一些主要同事开通气会的时候，表达了他对保加利亚的政局和立陶宛的分离主义趋势的担忧。政治局的会议议程包括，讨论苏联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间、议程和对宪法可能进行的修改。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讨论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局势。这是为了阻止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独立而急切寻求对策的努力之一。面对种种不利的迹象，戈尔巴乔夫仍然表示乐观：“经验表明，哪怕是最明目张胆的民族主义分子也不会走得太远。”他相信可以靠经济诱惑将波罗的海地区的卫星国留在联盟。沃罗特尼科夫插话说：“要是我们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说的话传出去，就会在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

这些小插曲都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决策缺乏长远眼光，反映了他的乐观的同时也是得过且过的个性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即便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后来也称他是现代的“拖延者”法比乌斯，那是一位因其拖延战术而臭名远扬的罗马政客。在这里，问题的症结也在于戈尔巴乔夫的心中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冲动。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他所幻想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中欧和东德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是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基础”会被“保留下来”。这些幻想使他对汹汹危言无动于衷，并以同情的态度坐视各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轰然倒塌——先是波兰和匈牙利，接着又是民主德国和中欧的其他国家。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没有——甚至也没想到——要以书面的形式与西方达成任何协议，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例如，防止北约东扩。多勃雷宁后来愤愤地说：“能干却没有经验、急于达成协议却过于自信并且被西方媒体的吹捧弄得晕头转向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常常中计，玩不过自己的西方伙伴。”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早一点直截了当地提出苏方关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条件（德国的中立、非军事化和对苏联撤军的补偿）。相反，他是能拖则拖，走一步算一步，丢掉了一个又一个阵地。多勃雷宁现在也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特点问题上，例如：乐观、自信、对“历史力量”本质上是善的和合理的深信不疑。他认为这种个性特点在国际事务上对他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因为他即使在处境越来越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仍然毫无来由地相信，他会克服困难，说服西方领导人相信他的那些倡议是正确的。多勃雷宁写道，这种“情绪化的赌徒性格”即使是在1989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还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