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6/30页）

里根政府在向国会兜售“战略防御计划”时的理由是，该计划在两年内就会迫使苏联人按照美国人的条件开始核裁军谈判。不过，事态的发展在一开始却完全相反。安德罗波夫上任没几天就发起了反腐败运动，目的是整肃纪律和保持爱国主义的警惕。而且他还对苏联国内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散布各种各样小道消息和谣言的人”，提出了“最后警告”——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这项展示强硬与警惕的政策在精英与民众中激起了广泛的积极回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不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强硬路线，但在1983年的时候，他对此可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军方、克格勃官员以及许多外交人员都支持安德罗波夫的运动。若干年之后还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甚至很可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回想起安德罗波夫时依然带有敬意和怀旧之情。

蔑视、憎恨又夹杂着几分恐惧，让安德罗波夫对里根的不信任根深蒂固。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听他说过：“里根这人不可预测。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1983年7月11日，美国总统给安德罗波夫写了封亲笔信。他向总书记保证，美国政府和人民都在致力于“和平的道路”和“消除核威胁”。里根最后还说：“历史上，在进行了私人之间坦诚的交流之后，我们的前任都取得了更加令人满意的进步。如果你希望进行那样的交流，我随时恭候。”总书记在小范围内把这一主动示好解读为“欺骗和想让苏联领导层迷失方向”。安德罗波夫礼貌而正式地回了信，但并没有理睬里根的主动示好。

华盛顿越是施压，政治局的立场越是强硬。在1983年9月大韩航空007号班机被击落事件中，战争的神经绷到了最紧。当时一架大韩航空的波音747客机于9月1日在千岛群岛上空偏离了航向，而那里是苏联环形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度紧张的防空司令误以为它是一架美军间谍飞机而下令苏军的喷气式战斗机将它摧毁。已因肾功能衰竭而住院的安德罗波夫受乌斯季诺夫和军方的误导——他们向他承诺“美国人永远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决定公开否认这一悲剧性的事件。那么多人的丧生和克里姆林宫的搪塞，让里根与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目瞪口呆。但中情局、五角大楼及新闻界的其他许多人都决心在宣传上打败这个“邪恶帝国”。苏联对事件的否认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可以在全世界面前揭穿苏联人谋杀无辜平民的真面目。

由里根政府精心策划的世界性的仇视苏联的运动，成了压倒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他已是一个满心苦涩的垂死的人。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他关于苏美关系的“告别讲话”。安德罗波夫告诉苏联人民：“为了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里根政府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他指责韩国客机事件是“由美国特务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并责备里根本人使用了“在国际关系中不允许的”宣传伎俩。接着这段话很有力量：“如果说人们对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向好的方向转变还存在过幻想的话，那现在，这些幻想已经被完全打消了。”

从1983年的最后几个月来看，安德罗波夫的可怕的预言似乎是应验了。9月底，苏联卫星监视系统多次报告美国大量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后来证实这都是些假警报，但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10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并推翻了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1月，北约军队开展了代号为“优秀射手”（Able Archer）的军演；而在苏联情报人员看来，这几乎等于是准备马上进攻了。此外，第一批“潘兴”导弹也不顾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以及西方公众舆论的深刻分歧，开始抵达西德的美军基地。12月1日，克里姆林宫多次向华约各国政府发出警报。苏联领导层告诉他们，决定沿美国海岸部署载有核弹的原子能潜艇，以“回应对苏联的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通知上说，“华盛顿的冒险家也许就容易想到先手采取核打击，以便在一场有限的核战争中占得上风。一旦军事平衡对他们有利，就可能使美国的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突然进攻”。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就是一例，它说明“美帝国主义为了满足其腐朽的阶级利益，可能不惜发动全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