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9/30页）

为了让萨达特和埃及不至于彻底崩溃，苏联人必须得做点什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政治局给尼克松精心拟就了一封模棱两可的电报，实际上就是1956年那个著名的倡议的翻版，当时苏联人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联合出兵中东以阻止战争。只是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同意在电报里添上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内容”：如果美国不想一起出兵阻止战争，那苏联“就迫切需要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措施”。高加索的两个伞兵师被要求进入待命状态，地中海的苏联战舰也接到命令驶向埃及以展示武力。实质上，苏联人摆出的这副姿态只是装模作样，虚张声势，而且还小心翼翼，生怕吓着美国人。

不过，基辛格还是慌了。他没有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通报，就下令美国的战略力量进入仅次于全面核警报的三级战备状态。当政治局于次日早晨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可能的应对方案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基辛格的诡计。格列奇科、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基里连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议苏联发出动员令。勃列日涅夫考虑到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前车之鉴，建议对此不要理睬。他推断说，尼克松的脑子被国内反对他的运动给弄糊涂了。“让他冷静下来再解释，为什么先发出核警报。”这也许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最了不起的时刻之一了。事实上，尼克松当时喝得烂醉，是由基辛格撇开总统，一个人在处理中东危机。当尼克松于10月25日醒来的时候，他取消了警报并给勃列日涅夫本人回了一封带有安抚性质的电报。最后，在美苏共同的外交斡旋下，以色列武装力量停止推进，此次危机开始平息下来。

美国在中东危机中的单边主义行动并没有导致苏美缓和的衰退。相反，“赎罪日战争”让勃列日涅夫更加确信，只有依靠苏美共同行动，才可以促成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和平。在10月28日致尼克松的信中，勃列日涅夫暗示有某些势力在搞鬼，想毁掉“我们之间个人的相互信任”。他不再隐瞒自己对基辛格的怀疑。而且由于对萨达特操纵别人的行为非常恼火，他甚至开始考虑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葛罗米柯，阿拉伯人如果想让苏联人民“替他们卖命”，那他们就见鬼去吧。目睹了这场情绪大爆发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这就是实用政治。但社会上对此毫不知情。”苏联的宣传机器使苏联人民相信，以色列又一次成了侵略者。就像1967年一样，报纸煽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各级党组织则组织集会，表示要与“进步的”阿拉伯政权团结在一起。

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想在中东暗中扮演务实政治家的企图毫无结果。1974年之后，美国掌握了埃以和谈的主动权，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苏联人已经在埃及投入了几百亿卢布，因而对萨达特的背叛极为憎恨。“失去埃及”对政治局随后有关非洲危机的决策产生了持久的心理影响。而且这些记忆在1979年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将激起苏联人对哈菲佐拉·阿明的怀疑，觉得他在阿富汗可能又会像萨达特那样对待他们。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在1974年8月的辞职，给勃列日涅夫又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创伤。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通信逐渐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性质。这位陷入孤立的总统，开始把与总书记的伙伴关系视为水门丑闻的狂暴大海中的一座宁静小岛。尼克松通过秘密渠道示意，两位领导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其中就包括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令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大为惊愕的是，他甚至谈到要把“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像尼克松的某些幕僚们所担心的那样，想要利用水门事件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他是最后一个毫无保留地继续支持尼克松的外国领导人。就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1945年无法理解丘吉尔的选举失败一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们也无法理解，一桩水门大楼的窃听案怎么就能让一位如此可畏的国务活动家在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之后黯然辞职。在他们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除掉缓和在美国的首席设计师，缓和的敌人选择了一个好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