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4/30页）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借此大肆抨击苏联的反犹主义，同时也对美国的反犹主义旁敲侧击。美国媒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向苏联犹太人征收“退出税”的运动；而在美国国会，还形成了一个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反对与苏联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揽子协议。一个野心勃勃想成为总统的政治家、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提出，美苏贸易法案的通过要以“苏联犹太人的自由”为前提。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nik）在众议院对这一修正案表示附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意味着美国国会的风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手里拿走了他们可以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大部分实实在在的“胡萝卜”：给予苏联非歧视性的贸易地位和为美国的对苏出口提供国家信贷支持。这一运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支持是多么表面化和脆弱。它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场愈演愈烈的乱局敬而远之；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同时他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引火烧身。白宫一再恳求他出手相助，这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在得到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支持之后，他悄悄地让克格勃和内务部免掉了大部分申请移民的犹太人，特别是中老年犹太人的退出税。奇怪的是，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指示，各个官僚机构竟然未加理睬，所以在1973年春，有些要移民的人仍然被要求缴纳退出税。在开始实行退出税的头两个月，不到400名犹太人为了获得离开苏联的权利而缴纳了150万卢布。

华盛顿又传来了新的信号。3月20日，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会议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谨慎。他必须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敏感性和爆炸的威力。他与同事们谈了自己对于放开斯大林给苏联犹太人文化生活设置的禁令的可行性。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提这件事只是让大家考虑。结果，退出税被取消了，但只是“非正式地”，以示并非因为屈服于美国亲犹团体的游说。勃列日涅夫还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格列奇科达成一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某种技能的人，对于来自保密实验室和军方实验室的专家，或者顶尖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是不能发给退出签证让他们去以色列的。对此，他坦承是“因为我不想找事，再去和阿拉伯人争吵”。由国家强加于犹太人的整个歧视性的体制依然原封未动。

数年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写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由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而摆在苏联缓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两难局面。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协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实在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开出的新条件又完全无法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平等与均势的原则，而该原则是苏联推动缓和的主要目标。他们不明白，对于对自身也有利的经济协议，美国为什么要对别的超级大国规定政治条件？要是苏联的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会怎么说？更棘手的是给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带来的麻烦：如果当局允许大规模移民，那么，说苏联是没有人离开的“社会主义天堂”，说犹太人正在融入“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这样的宣传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苏联的其他族群会怎么说？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犹太人太宽大了。民族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夫（Victoria Brezhnev）出生于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贯信奉犹太教]。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闻，它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