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第12/30页）

在1985年和1986年，类似的观点作为“新思维”在莫斯科开始为人所知。顺便说一句，为苏联制定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立场的军控专家小组的两位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后来成了戈尔巴乔夫核裁军的首个综合提案的共同作者。不过，福特此时的回应闪烁其词，都是些套话。这反映出他的缺乏远见。他未经全国选举就成了总统，而且他赦免尼克松为自己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此外，基辛格警告他说，勃列日涅夫头脑中考虑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中国有侵略行为，苏美就共同采取行动。后来，基辛格感到遗憾的是，他和福特没有进一步探讨勃列日涅夫的富有远见的看法。

在专列上的首次谈判后，勃列日涅夫发过一次病；尽管他的医生们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他们建议他推迟谈判。他拒绝了。谈判艰难而且极度紧张。美方的立场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国内对于缓和的支持在下降，国会对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越来越怀疑，还有就是由于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硬态度。结果，基辛格早先的想法就成了最后的选择。如果苏联人同意把北约部署在前沿的系统排除在协议之外，那美国人就同意不再坚持限制“撒旦”导弹及其核弹头的数量。遗憾的是，这不在得到批准的政治局的立场范围之内。

当勃列日涅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话给远在八个时区之外的莫斯科的同事时，他们还没有起床。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柯西金同意勃列日涅夫的选择，但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他有波德戈尔内撑腰——拒绝让步。勃列日涅夫对他在战争时期的朋友格列奇科的吼叫声大得连他在办公室外面的助手们都可以听到。既然争辩无济于事，他建议中止谈判并回到莫斯科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格列奇科震惊之下便认输了。经过两年的僵局之后，通往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道路似乎畅通了。作为对勃列日涅夫的关照的回报，福特也把美国的立场变得缓和了一些，而且还向欧洲的盟友们指出，他将清除掉通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书记梦寐以求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后的障碍。

两位领导人都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看来，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要建立起来了。但福特和基辛格回国后就遭遇到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反对——这些反对意见直言不讳而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苏联的“重型”导弹让美国的批评者在抨击缓和时可以辩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正在准备发动核战争，并准备“在其即将来临时率先发动打击”。在水门事件后的选举中成为国会多数派的民主党议员，想要维护其对于白宫的优势地位。参、众议员纷纷指责福特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以及对于人权的漠视。福特拒绝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更是引起公众的不满。1974年12月，有关美苏贸易法案的长达两年的辩论，以杰克逊及其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这对苏联人而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贸易法案》中有关苏美贸易的条款比通过之前还要苛刻。苏联人不可能再得到美国的贷款去修建石油天然气管道了，于是就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人。莫斯科废止了1972年签订的各项贸易协议。这个让人丢脸的挫折让苏联的工业领导者和经济管理者对于缓和的期望破灭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后，精疲力竭的勃列日涅夫倒在了自己的专列上。几周后他才恢复过来，但此时看东西已很吃力，而且只能看用特殊的打字机打印的大号字体的文本。在当年底访问波兰期间，他在告别仪式上抢过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并开始和着《国际歌》的旋律挥舞它。在赫尔辛基峰会上，勃列日涅夫处于半昏迷状态，勉强在《最终法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1975年10月，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筋疲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