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9/26页）

把这位总书记与其正统派朋友最终区分开来的，不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宽容和他在思想上没那么保守，而是他要成为和平缔造者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正如其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决定着国家利益的强国重任无法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相协调。随着勃列日涅夫开始涉足外交事务，他得到的教训是，不要依靠保守而无知的多数派，而是要依靠少数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开明”的对外政策专家。

这些人包括叶夫根尼·萨莫坚金（Evgeny Samoteikin）、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亚历山大·鲍文、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瓦季姆·扎戈拉金、尼古拉·希什林（Nikolai Shishlin）、拉斐尔·费奥多罗夫（Rafail Fedorov）、阿纳托利·布拉托夫（Anatoly Blatov）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他们来自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外交事务方面的研究，而且与党内一般的高级干部相比，思想要开放得多，也缜密得多。1956～1964年那段时期的文化“解冻”、去斯大林化和其他自由化运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自认为是苏联的爱国者，但也是务实的自由思想家，而且他们开始把僵化的意识形态看作国家利益的最大障碍。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被安德罗波夫及其竞争对手鲍里斯·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吸收进中央机关的。安德罗波夫支持这些人，告诉他们在思想和写作上不要有意识形态的顾虑。“我自己清楚该向政治局报告什么。”他们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和费奥多尔·戈利科夫这类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一直存在权力斗争。从1965年到1968年，“开明”官员构成了勃列日涅夫写作班子的核心，并因此而成为其幕僚圈子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的写作班子还包括他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外交官以及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问题专家。他早先做过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葛罗米柯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是马列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一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抱有诚挚信念的人，但他在国际事务上并不是一个刻板固执的理论家。正如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他“相信实用政治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是有用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最初信赖的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极为保守，但也是非常内行的外交家。喜欢溜须拍马的葛罗米柯总是“带着宗教般的热情”执行他当时为之服务的领导的指示。与此同时，他鄙视意识形态对于对外政策的干预，佩服在苏联与西方结成伟大同盟期间斯大林的外交艺术。葛罗米柯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西方列强接受苏联及其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中欧卫星国的新边界。其次，他希望在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能够与美国达成政治和解。1967年1月，在外交部呈送政治局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葛罗米柯提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坚决地继续把自己与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分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出八到十年就肯定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认为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这种看法反映的正是中国人的立场。总的来说，国际关系紧张并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如果国际关系得到缓和，苏联就比较容易巩固和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正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在朝着缓和的方向转变。尽管在越南爆发了战争。但葛罗米柯和苏联的其他外交官，包括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以及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都赞成与林登·约翰逊政府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逐渐意识到，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最好是采取缓和政策并与资本主义大国进行谈判。不过，只有等到欧洲和亚洲的形势有了重大发展以及美国的领导人发生变化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