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5/23页）

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激进运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是以大学和受过教育的圈子为中心的。在外省，知识分子无足轻重而且很分散，所以那里依旧风平浪静，循规蹈矩。在从外省的罗斯托夫大学来到国立莫斯科大学之后，日后会成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开明”顾问的亚历山大·鲍文（Alexander Bovin）惊讶地发现，对于自己班上的同学来说，自己简直是太温和了。“我当时还不太适应如此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氛围。”鲍文不同意“毫不掩饰地”批评党和整个苏维埃体制；他还为苏联在波兰和匈牙利的政策辩护。其他学生打断了他的话并对他喝倒彩。巧合的是，这些小小的争论正是发生在另一个学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Raisa Maximovna）一年前刚刚从那里毕业的哲学系。鲍文后来成了“开明”官员，倡导自上而下的谨慎的自由化。

在党政官员、军方以及秘密警察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迫于无奈而支持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的。他们在私下里对这种激进的做法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深感不满。从1965年3月开始负责军工综合体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在赫鲁晓夫下台二十年后仍然余怒未消：“没有哪个敌人像赫鲁晓夫那样，用他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以及对待斯大林的做法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军方、外交界和经济管理者当中有许多人都感到自己的生活与成就，尤其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都因为对斯大林的批判而受到连累。也有人觉得，赫鲁晓夫和那些政治寡头们只是想拿斯大林做替罪羊。彼得·格里戈连科（Petr Grigorenko）将军很反感赫鲁晓夫说的“在这位伟人的墓上跳康康舞”。

起初，不知所措的国家官僚机构和克格勃还允许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去斯大林化。负责审查、宣传和媒体的官员感到无所适从。一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新的激进运动令他们惊恐不安。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谴责才过去几个月，在没有得到上面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们几乎没人想要采用镇压手段。1956年11月，苏联入侵匈牙利让保守的多数派又恢复了自信。入侵也给激进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尤其是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意识到——就像他们中有人回忆的——“在这个国家，我们是完全孤立的。群众满脑子都是绝对沙文主义思想。99%的人完全跟当局一样，怀有帝国的野心”。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是那些主张去斯大林化的知识分子，都匆匆聚集在苏联的旗帜下。他们急于证明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苏联的冷战事业。有近70位苏联作家在给西方同行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军事行动的合理性辩护。这其中就包括文化“解冻”的领袖人物：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保斯托夫斯基。

1956年12月，赫鲁晓夫和政治局认定，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的骚乱，危及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有数百人——也许是数千人——被大学和研究机构开除。克格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逮捕以压制异议。当局恢复了对知识分子子女上大学的名额限制；他们还采取措施提高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

1956年的事态发展暴露了苏联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颠覆潜力的恐惧。一群作家在苏共中央总部参加了三天如同西班牙宗教法庭般的特别会议。新领导班子中受教育最多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告诉作家们：只要冷战还在继续，1946年的文化政策就仍然有效。当《新世界》的编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要求党的领导允许写一点国家的实情时，谢皮洛夫拒绝了这个请求。他说，现在就跟以前一样，美国想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手段破坏苏联社会，所以文学仍然必须完全为党服务，为党的国家安全政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