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1/23页）

在他们眼里，最大的障碍来自僵化的官僚机器，它用钢铁锁链捆住了这个国家并堵塞了革新与变化之路。尽管如此，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党人还是希望让“开明”干部掌管并从内部改造它。他们中有人后来回忆说：“我寄希望于党和国家的组织结构的发展，寄希望于党政分开，因为社会经济管理是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因此，党组织要允许有更大的自主性才行。”在这个时代的一些受过教育的爱国家庭中，非官方的座右铭是：加入党组织并从内部使之“纯洁化”。

在秘密报告之后的几年，苏维埃爱国主义以及相信经过改革的共产主义制度仍然具有潜力，这些都还是合情合理的。通过恢复和扩大其工业力量，苏联还在继续向世人展示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力。苏联现代化道路的吸引力在亚非拉国家达到了它的顶峰。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证明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有效性，强化了这种模式在全球的吸引力。1961年4月12日，苏联空军少校尤里·加加林实现了绕地飞行并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人。这让无数苏联公民的心头涌起了如潮的自豪与期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人们自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活动。许多“开明”官员都明白，在赫鲁晓夫对迅速来临的繁荣和集体主义天堂的承诺中，存在乌托邦的成分。然而，就像将来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的那样，他们当时想要相信它。对共产主义新边疆的幻想、与美国竞赛的火热气氛以及官方宣传中强化的造神运动，在苏联社会受过教育且忠心耿耿的那部分人当中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20世纪60年代初是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顶峰，也是“苏维埃集体化”的成熟期。

在其乐融融的工作场所，在私人公寓，在厨房，人们弹吉他、喝酒、恋爱。但在空闲时候，他们也读了很多书。其中既有合法出版的，也有地下出版物的爱好者非法印制的。他们非常严肃地争论着如何在不抛弃共产主义遗产的前提下对体制进行改善和变革。当时的话题有：“意识形态的终结”，技术精英的崛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流，控制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等。1955年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便生活在远离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也设法加入了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的亚文化群体。赖莎开始在农村做社会学研究。夫妇二人能一连几小时地讨论哲学和政治观点。他们阅读并争论有关西方新左派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思想。

许多未来的“新思想家”的晋身之阶都差不多，或者是凭借其在学术机构的地位，或者是作为苏共中央的顾问。另外，他们还经常接触外国人并到外国旅行。1958年，年轻的战争老兵、党的官员、未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公开性的设计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作为首批交流人员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年。党内有些知识分子作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记者和编辑在布拉格生活和工作。这是苏联负责国际宣传的官员以及有关国际事务和世界经济的专家唯一能与西方左派自由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地方。据切尔尼亚耶夫的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布拉格“与莫斯科相比，乃是世界主义者的天堂”。在布拉格的这群人还包括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奥列格·博戈莫洛夫（Oleg Bogomolov）、瓦季姆·扎格拉金（Vadim Zaglad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等。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构成了改革智囊团的核心。

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进步人士和年轻人的集体思维中，对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宗教。正如敏锐的观察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那段时期的无神论“不是政府专制的结果，而是以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苏联的知识分子朝前看，也朝后看，但就是从来不朝现在看”。当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植根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集体有能力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在不受官僚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克服任何艰难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