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忧郁的欧洲人（第3/4页）

十八世纪中期，忧郁确实变成英格兰有钱人之间时髦的象征，枯燥无味的诗句也风行起来，像是托马斯·沃顿（Thomas Warton）的《忧郁的喜悦》（The Pleasure of Melancholy）以及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的《忧郁颂》（Ode to Melancholy）：

来吧，忧郁！沉默的力量

孤独的同伴……

你是贴心又令人伤心的好陪客。[13]

其实很多人认为，社会精英才会有忧郁病，还以此创作讽刺文学。十八世纪中期某出英国戏剧中，有个理发师哀怨地说自己心情忧郁，旁人回说：“忧郁？太夸张了，‘忧郁’是理发师会说的话吗？你应该说，沉重、无聊、脑袋不灵光。忧郁是贵族们武器上的纹章呢！”[14]从医生的立场来看，他们急着想帮有钱的患者做诊断，说他们有忧郁症（或称为“脾气不好”），好从神职人员手中抢到治疗精神失常的权力。

伯顿开始研究之后，忧郁变成为一项时髦的事，让人变得有个性，但我们要问，为什么是这种特殊的姿态或态度领导潮流，不是其他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应该是狂妄自大或豪迈自在，而不是病得奄奄一息、衰弱无力；另外，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主轴——启蒙运动，有更多人应该是带着求知若渴的心情才对。不过，虽然忧郁情绪颇受欢迎，成为了当时文学的主题与社会关心的焦点，但有些人却是不得不面对这些苦恼。以英国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为例，他在二十多岁时得病，考试的焦虑使他试图自杀，被强迫安置在安养院十八个月。他一辈子中有四次陷入忧郁，“自己变得像婴儿一样”。[15]为了防止他自杀，只能把他交给安置机关。他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写信给友人，读过就会知道，那不可能是故作姿态：“每天晚上都很惨，我相信只有上帝知道，没有人可以熬过那样的夜晚……玫瑰因为无尽的绝望而凋谢坠落在地，以无法言喻的痛苦怨恨着我出生的那一天。”[16]

因此，我们不会轻易认为，忧郁情绪如此普遍，只是那些有心人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毕竟有些人自己就是受害者。罗伯特·伯顿坦承：“我书写忧郁，让自己忙碌，避免陷入低潮。”[17]乔治·切恩自己也染上此病，但却靠自己发明的蔬食疗法治愈了。英格兰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十九世纪中期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目是《情绪低落与精神失常现象剧增》，他后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8]从1600年起，忧郁显然成为广大读者关心的主题，我们最直接的推测就是，周遭有太多忧郁的人需要关切。

另一个问题是，数个世纪前人们陷入的忧郁情绪（melancholy），和我们现今所知的忧郁症（depression）是否相同。即使在今日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心理疾病的定义与区别还是有点模棱两可，更别说十八世纪以前，还没人对这种症状做过科学与系统性的分门别类。依照伯顿的说法，忧郁情绪有时和疑病症、歇斯底里症、女性忧郁症有些重叠，而后两者更特指女性的精神失常。[19]但大体而言，除了那些冗长的文字叙述外，他对忧郁情绪的描述足以取代现代忧郁症一词的定义：“恐惧与悲伤取代愉悦的感受，猜疑、不满、经常性的焦虑频繁出现，最终他们会厌倦生命，忧郁——这个凶猛的魔鬼会产出腐败的灵魂，忧虑与不满将侵蚀一切……他们无法忍受伴侣、光线或生命本身。”[20]

若将过去对忧郁患者的描述，对比当代忧郁症患者的亲身描述［例如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1990年的著作《看得见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便会发现合理的相似之处。斯泰伦发现自己渐渐抽离人群，甚至在自家晚宴上丢下客人。鲍斯威尔在关于忧郁的章节中谈到：“约翰逊病得很重，他曾经多么喜欢有人作陪，现在却极度厌恶社会——这个病最要命的症状。”[21]斯泰伦将“自我憎恨”列为症状之一，创造力丰沛的约翰逊就一再怪罪自己过着“放荡无用的生活”。[22]约翰·班扬更夸张地哀悼他“原始且内在的污染”：“那是我的灾祸和我的病症，在我自己眼中，我比一只蟾蜍还恶心。”[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