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变，未必通（第2/5页）

梁启超在他的《过渡时代论》一文中则把现代化理解为“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他认为，欧洲各国近200年来均处在过渡时代，英国算是其中“顺流而渡”的国家，法国“乱流而渡”，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则是“方舟联队而渡”，美国、匈牙利“攘臂凭河而渡”，东南欧小国门的内哥、塞尔维亚和希腊皆为“借风附帆而渡”。至于中国，过去一直处在“停顿时代”，“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大潮冲击之下，中国也已经进入了过渡时代。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在这个过渡时代，有这样几件事有待国人去做：“语其大者，则民众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4]由此看来，梁启超把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社会风尚的变革，当成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完成的几个重要环节。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甲午战争的惨败结局，不仅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的心灵，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晚清士风。如果说，在甲午之前，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还基本上生活在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传统世界里，“西学”的传播仅仅局限在沿海通商都市，其内容也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与基督宗教的话，那么，甲午以后，清朝野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出了传统思想的窠臼，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重要性。梁启超就说过：“吾国四十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死气沉沉的统治阶层与士大夫精英阶层，这时候终于骚动起来。

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使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阶层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一致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就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当时，在士绅官僚中广泛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才能求得生存。这种共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例子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后，参加强学会的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知识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军界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并由高级官员自愿参加的新型组织的出现，说明在民族与国家危机面前，士大夫阶层与官僚阶层已经共同携起手来。

不仅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甚至连那些以保守著称的人士，也开始出现了新变化：徐桐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来主持全国的改革；连于荫霖这样的极端保守的人士也认为，“徐图而渐更之”的“不立其名”的变法也还是可取的。这种社会心态的存在，表明进一步改革可能引起的人为的阻力实际上已经比过去大为减少，这无疑是体制创新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终于鼓荡成了一次激进的维新变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