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留给中国的启示（第2/2页）

第二，改革必须全面和及时。

要是说1899年的清政府在经济领域保留甲午战败后逐步推行的改革措施的话，封闭报刊、不准上书、恢复科举旧制继续以四书五经取士等措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却是向后倒退了。

恶果立即显现：慈禧和一些大臣曾经冀图制止“反洋教”等蠢行，但在弥漫朝野的狭隘民族情绪笼罩下，很不得力，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反而迅速蔓延。加上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连达官贵人也没有可靠的人身权利。大臣以揣摩主子心理的奴才心态代替独立人格，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敢于不同老佛爷保持一致，发表逆耳忠言，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灾接踵而至。

大清帝国的最后覆灭，也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造成的。清末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经济和财政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废科举，建立新法律体系，推行地方自治，方方面面都有作为。但是，久拖不决的立宪，加上经济政策失误（铁道干线收归国有），终于断送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甲午以前不改革，失败了。甲午以后片面和丧失时机的改革，依然失败。这就是历史。

第三，自由既是基本目的，也是基本手段。

富强，救国，这是清帝国朝野上下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富强梦一再破灭。严复一语道破了其中奥秘：中西富强与贫弱的差异，关键在“自由不自由”五个大字（《论世变之亟》）。

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一改以官办为主发展经济的错误路线，老百姓的经济自由大体有了保障，至辛亥革命为止，私人工业资本，年平均增长15%。

思想没有国界。至戊戌前后，“人有自主之权”已成了沿海地方接触现代学术文化较多的士阶层广泛的共识。慈禧及其他闭目塞听的满汉权贵，则直至1899年后仍要回到传统的纲常伦理中去。虽然废科举、学现代科学，仍不愿国民拥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于是，思想最敏锐的知识精英，转向革命。动荡不安和社会分裂的20世纪中国由是浮现。

简单说来，这就是1899年留给中国人的启示。

1999年2月19日

原载于北京《合作时报》199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