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第6/8页）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67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68 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以德、苏为师与官僚经济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玛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69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70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言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