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更惨”敬答谢蔚明先生（第2/4页）

据查，李烈钧从未做过北伐军总司令。

3.“后因陈炯明叛变停止北伐。遂决心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又得到苏联的支持。”

关于1922年6月16日的陈炯明部将叶举驱赶孙中山的事件，即所谓“陈炯明叛变”，当时除国民党的报刊外，大都另有看法，近年学术研究更有许多新进展。此事说来话长，此处不赘。至于“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云云，不但与这一事件无关，而且是否值得谢先生那么热情去肯定，也是大有疑问的。

早在1919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但俄国自己则“必须防止同日本发生冲突”。47 1920年俄共又考虑“拟把新疆省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中地点……驻扎在俄罗斯中部的中国军队（指在俄国的华人组成的红军-引者）已同南方首领孙逸仙举行了军队合并的谈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动”。孙中山为此派出的代表已经到达俄罗斯。48

6月16日事件后，根据越飞给斯大林的报告，唯一的变化是：“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回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49 鄙意以为这是引狼入室的错误行为，不论任何人干的都不值得肯定。在这件事上先生不但“不明史实”，而且认同了不该认同的东西。

4.“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庭”。

遍查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名单，不见鲍罗庭其人。当时确有大名鼎鼎的鲍罗庭顾问，头衔不少，就是没有“军事顾问”这几个字。

应该指出，对近代中国有所涉猎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后学不敢责备先生“不明史实乱说一通”，但这的确表明先生尚未进入史学界。“术业有专攻”，近代中国头绪繁复，行外人士开口便错不足为怪。

“史实”备忘之二：关于“统一”

最令先生愤愤不平的是拙作没有歌颂国民党统一之功。祖国的统一无疑应该赞许，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用理性的态度观察一切。因此，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国民党“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国民党“统一”的实际状况究竟怎样？让我们先说说后一问题的“众所周知”而谢先生不屑一顾的“史实”：

第一个无法否认的“史实”是：从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发布《统一宣言》宣布统一“已告完成”后，直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除了国共两党愈打愈烈外，国民党各派之间，几乎没有哪一年不兵戎相见。规模最大的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历时七个多月，死伤官兵三十余万。

第二个无法否认的“史实”是：出现了三个国民政府和三个国民党中央的今古奇观，除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一个是1930年9月成立的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北平国民政府，另一个是1931年5月27日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他们相应地组织了自己的国民党中央。北平和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主要要求都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这是真正的“统一”，还是对统一的嘲弄？七七事变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共赴国难，那是出于民族大义的感召和国家兴亡的责任感，不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功劳。

为什么说第三次打击“更惨”

说了史实，就该说说“更惨”了。首先应该说明，任何人如要编写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或这一时期的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专史，对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就都应有所论述。笔者不敢不自量力写作这类鸿篇巨制，但也追随先进，偶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