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答容若先生（第6/8页）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代理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他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李烈钧、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可是，这不合孙文口味，竟把“护法”大业弃如敝屣，跑到上海去了。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伯自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42 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43 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段氏曾含笑答复说：‘协约国所给远较此为多。’因而德方向段氏行贿未能成功。”“德使辛策于3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44 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