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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应该不太稳定。”

“尤其是不小心弄到脸上的时候。”

“你们的人一九三九年一月把最后通牒送到英国首相那里之后，就开始进行爆炸活动了……”

德弗林笑了：“他们还抄送给了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有一切可能对此感兴趣的人，连汤姆・考博雷叔叔都收到了一份儿。”

“汤姆・考博雷叔叔是谁？”

“也是开玩笑而已。”德弗林说，“这是我的缺点，对什么事情都不会认真。”

“这是为什么呢，德弗林先生？有意思。”

“得了，中校。”德弗林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全能的上帝在他状态不好的时候搞出来的恶作剧。我总觉得，他肯定是头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还不清醒。话说回来，你干吗提起那些爆炸的事儿？”

“你赞同他们的行为吗？”

“不。我不喜欢这种无差别袭击。女人、小孩子，或者过路人什么的。你要是准备战斗，你要是有所信仰，你要是觉得你的信仰是正义的，那就站出来，战斗，像个男人一样，战斗。”

他的脸更白了。表情坚定而紧绷着，额头上的伤痕仿佛打上了一个烙印。俄而，他突然放松下来，笑了笑：“你赢了，你看穿我了。这么好的大早晨，那么认真干吗呢？”

“好吧，道德楷模。”拉德尔说，“可是英国人可不管你这套，你看，他们每天晚上都来轰炸帝国命脉。”

“你把我说得都快同情得哭了。别忘了，我在西班牙替共和军打过仗。你觉得那些替佛朗哥飞来飞去的德国斯图卡飞机是在干吗？知道巴塞罗那吧？知道格尔尼卡吧？[30]”

“奇怪，德弗林先生。显然你对我们心怀不满，但是我感觉你恨的似乎应该是英国人才对吧？”

“英国人？”德弗林笑了，“好吧，要说他们，就像是丈母娘——无法容忍还不得不忍。不，我并不‘恨’英国人。我恨的，是他妈的大英帝国。”

“你希望看到爱尔兰取得自由吗？”

“是的。”德弗林自己伸手掏了一支俄国烟出来。

“那么在你看来，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国赢得这场战争？”

“那连猪都会飞了。”德弗林说，“我可没这么觉得。”

“那干吗还留在柏林？”

“我有的选吗？”

“有的，德弗林先生。”拉德尔中校平静道，“我可以安排你去英国。”

德弗林诧异地盯着他，这辈子他头一次这么失态：“我的上帝啊，这人疯了。”

“没有，德弗林先生，我清醒得很，放心。”拉德尔把干邑酒瓶推过去，搁下牛皮纸文件袋，说，“再来一杯吧，看看这份文件，然后我们再谈。”

他站起身走了出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德弗林没有动静。拉德尔振作了一下精神，推门进去。德弗林坐在椅子上，脚搭着桌面，一只手举着乔安娜・格雷的报告，另一只手擎着杯白兰地。瓶里已经差不多见底了。

“你来了？”他抬眼一瞥，“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

“有何见教？”拉德尔问。

“这些东西让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德弗林说，“关于一九二一年时候跟英国人打仗的故事。有个人叫埃梅特・达尔顿，后来当了自由邦军[31]的将领。听说过这个人吗？”

“恐怕没听说过。”拉德尔的不耐烦难以掩饰。

“我们爱尔兰人都喜欢他。战争期间他是英国的少校，因为作战勇敢得到了军功十字勋章[32]，后来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

“不好意思，德弗林先生，可跟这有什么关系？”

德弗林置若罔闻，径自说道：“还有个人，叫麦考因，在蒙特乔伊监狱坐牢，也是个好人，可惜要上绞刑架了。”他又斟了些酒，继续说，“埃梅特・达尔顿想了个主意。他偷了辆英国军车，套上他那套旧的少校制服，找了几个人装成英国兵，大摇大摆地跑到监狱，找到了监狱长办公室。你能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