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第9/10页）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诽谤、羞辱他人，使他人受到挫折。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即位后，他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不可，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身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侮辱他人的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了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里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的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身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驱除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