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启 惑（第2/7页）

暑热灼人，而人也越聚越多：五千人，七千人，七千五百人。双方打了起来，一片混乱，暴雨突至，雷电交加，四周一切景物皆不可辨，道路泥泞一片，积水处处，浸湿了火枪，徒余指挥官仓皇找寻士兵。英军坚守阵地，不过中国村民把放羊用的曲杖绑在竹竿上，朝英军挥去，有些士兵因此受了重伤。英军里头的印度兵拿头巾来擦干火枪，好继续开火。四散的英军再度集结：有一人阵亡，十五人受伤。中国人的死伤更多，但其数不详。8

到了1841年5月底，两边人马都觉得胜利在握：英军纪律森严，装备精良，有能力突袭或占领城镇；而团练如今则有将近两万人之多，分别来自一百零三个村庄，能以众击寡。而在双方的对峙之上，则循外交途径寻求协议：保全广州城，但清廷须赔款六百万两白银，另解散团练，则英军撤离山丘。广州知府余葆纯负责做到这些要求。这些装备残缺的乡勇团练不甘不愿地解散，但他们看到英军也撤了，广州安然无恙，便认为自己大获全胜。9

广州的试场本是清静地，但此议达成之后，愤怒的学子掷砚台泄愤。这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人自己起了内讧。战事如此收场，越来越多人相信，社稷多有逆徒，背叛了祖宗。受此挫败乃奇耻大辱，愤怒之声四起。对广州试场的学子来说，砚台乃是“文房四宝”之一，所用之砚多是精雕细镂，家传久远，他们口出不平之鸣，以手边仅有的东西掷向主考官余葆纯。他说动三元里的团练解散，当然也保全了广州城，但在这些饱读诗书的学子眼里，余葆纯对洋人太过卑躬屈膝。余葆纯大惊失色，连忙乘轿离去，还有些胆子大的学生想砸毁他的大轿。10

有时，则是官府本身策动广州当地追捕叛徒，找出是谁和洋人做生意，翻译、传授中文，替洋人划船——罪无可赦的是领洋人沿珠江航行，在没有标记的水域，穿过变幻莫测的险滩。若是抓到私通洋人者，有些会将削尖的木棒穿耳而过。木棒的长度过头，上系小旗，游街示众，以示惩罚11。三元里等地的乡勇团练四处搜寻与英国人合作的乡民，因此而死于私刑者逾千。而八旗兵本与这场乱事无关，如今也呼啸乡间，觊觎谁家产业，便控之以谋逆12。英国舰队渐次北上，集结于长江三角洲，刺探杭州湾，攻击上海，合围南京，事情至此便有了新的变化。清廷欲在这几个城市抵御英军，但是身为统治阶级的旗人也怕汉人趁机起事，便先发制人，一闻英军行将来到，只要有汉人谋反的风吹草动，便格杀勿论。英军目睹汉人百姓逃离旗营。也难怪英军在1841年一取得香港，逃过一劫的汉人便急于与英国人合作。

秘密会社成员也聚集到英国人控制的范围，这些秘密会社歃血为盟，以密语暗号来维系，誓言推翻异族统治，反清复明；随着帮会成员的到来，以讹传讹，而讹言更增恐惧，恐惧又推动了讹言的散播。虽然会党分子中有些是向清官府报信的双重奸细，但许多人利用战争的乱局，在英国米字旗的保护下从事抢劫、走私鸦片或其他害人勾当。在有些城镇，满洲人先杀了自己的家眷子女，然后自焚、自刎或自溺。13

无论是儒学经典、地方史志，或是《玉历》，都不太能解释这些怪异的浩劫。但洪秀全在梁发《劝世良言》第一篇的中段，却听到了新的声音。这是一个名叫以赛亚的异邦圣哲说的，梁发节录了一段：

何复责击尔等，尔将又加背逆也。全心以患疾，全心以疽怯，从脚之底，至首之顶无痊处，乃伤青黑印腐疮，非被挟被缚，又非被以膏柔之，尔国将被荒野，城将被火烧，尔地方则在眼前远人呑之，系便荒野，受远人之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