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8/9页）

王承斌事先考虑到吴佩孚曾有过此主张，贸贸然请辞，在吴佩孚正中下怀，下令照准，以王维城继任。而且将计就计，趁此解除了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师长；河北督军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师长的兼职。还预备解除山东督军郑士琦的第五师师长时，郑士琦表示宁愿降阶，辞去督军一不放弃师长，只好仍听其旧。

王承斌得此弄巧成拙的结果，内心愤怒，由天津进京，面见曹锟，要辞直隶督军；王承斌当然不便明言师长被夺之故，只说情绪不佳。曹锟当然也知道他的情绪何以不佳；拍拍他的肩说：“老弟，要不干，大家都不干。”

经此抚慰，王承斌将对直系的不满，缩小为对吴佩单个人的怨恨。“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最要紧的是形迹千万不能泄露。但对王维城，仍可以巡间副使的身分，加以节制；首先二十三师的饷，由巡间使署十六师的秘书长，借曹七的努力为胞弟撑腰，以致于“打官司”打到公府：曹锟亲自出面调停，二十三师的饷，由公府直接拨发，这一来造成了李彦青的机会，十四万一个月的饷，多扣两万，每月只得一个整数；此计极妙，除了多一笔收入以外，还无异向王承斌表示：“过去只扣两万，是卖你的面子；既然你不当师长了，犯不着便宜王维城。”在王承斌，闹了半天，多少也给王维城找了点麻烦；心里那口气也平了些。

接下来，内阁出现了政潮，总理孙宝琦与财政总长王克敏，虽同为杭州小同乡，且是多年世交，但为了“金佛郎”案的主张不同，形成了严重的对立，无法共事了。

“金佛郎案”起于欧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愿意仿照美国的办法，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充作中法实业银行复业，以及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经费。但中国付予法国的赔款，须照金佛郎内所含纯金数量，折合外汇计算。依照当时八国联军结束时，所订的和约，并未规定对法赔款须依金佛郎计算，而且法国的币制为卢金本位，本无金佛郎其物，而欧战以后，法国佛郎大跌，照现值计算，中国只须往年一半的银两，即足清偿法国应收的赔款，所以用金佛郎计算，连小学生都知道中国会吃大亏，所以国会及工商界纷纷表示反对。

但法国所下的钓饵，对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民国二年创立，法方出资三分之二；中国出资三分之一而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吸收军政要人的存款甚多，而该行因投机失败，于民国十年倒闭，存户血本无归；如果能够复业，法国以部分庚子赔款，担保发行一种五厘美金债票，换回存户的空头债权凭证，实不大妙。加以主事者对条约不大明了，受法方及奔走者的蒙蔽，自落陷阱，交涉非常棘手；但国会及社会反对的声浪，非常强烈，以致两年来一直悬而未决。

及至王克敏当了孙内阁的财政总长，积极谋求此案的通过，原因有二：第一、他在民国六年第一次担任王士珍内阁的财政总长时，自兼中国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的总裁，当然希望中法能够复业。

第二是庚子赔款向由海关就所收税款，直接拨付各国，余款方交中国政府；这笔公款称为“国余”，向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自金佛郎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傅乐猷策动辛丑和约签字国，函请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扣留“关余”不发，为数已有一千多万元，王克敏希望金佛郎案解决后，便可取得这笔关余，以解燃眉之急。

但是，如照法国的要求，中国至少要损失六千万元；以将来的“关余”六千万换眼前的现款一千余万，无异饮鸩止渴，所以孙宝琦坚决不同意。

最后，像王承斌跟王维城一样，孙、王二人都提出了辞呈。曹锟必须有所抉择，大感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