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琅琊王氏的存亡之道（第4/5页）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当两年后，王敦又一次率军攻向建康，意图篡位之时，王导旗帜鲜明地倒向晋明帝司马绍一边，并代表琅邪王氏与王敦彻底绝裂，划清了界限。

王敦这一次率军进攻建康，也没了上一次的运气，先是自己重病卧床，不能亲自上阵指挥，后来帐下大将又接二连三地战败。重病在身，加上不断的战败消息，王敦，这个一代枭雄，终于没能实现他篡位的野心，含恨而死。王敦的军队，在王敦死后，士气大挫，很快被忠于皇室的东晋军队剿灭。

王敦之乱平定后，晋明帝司马绍非但没有牵连怪罪王导，反而因为王导坚定支持自己的立场，加封王导太保，并晋爵始兴郡公。可以说，王导同琅邪王氏，并没有因为王敦叛乱失败而遭到大的损失，王导仍旧官居宰辅，琅邪王氏也仍旧是第一豪门。

晋明帝司马绍年轻英武，睿智果断，很想大干一番事业，但无奈天不假年，在平定王敦叛乱一年后，年仅27岁的司马绍也一样与世长辞了。

晋明帝死后，晋成帝司马衍继位，王导受遗诏辅政。虽然之后，颍川庾氏的庾亮、浔阳陶氏的陶侃都有心挑战王导和琅邪王氏的地位，并且在实际利益上也与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存在冲突，但无论是国舅爷庾亮，还是强兵在握的名将陶侃，都不敢公开同王导和琅邪王氏起冲突。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王导“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执政理念。正如这则《世说新语》所引用的，王导不许亲信去调查下属办公桌上的文件那样，王导对下属的南、北士族子弟，非常宽容。王导这样一种官员管理理念，无疑使下属的士族子弟能够容易使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经济利益，而这正满足了士族阶层的利益需求，所以大多数士族子弟都支持王导。

二、王导居中，能够调解各方面的矛盾。王导性情宽和，善于忍让，他居京城，掌管朝政，虽然限制了颍川庾氏、浔阳陶氏等大族的利益，但至少各大家族包括皇室，都有稳定的利益，大家可以大体维持和睦共处。相反，如果王导和琅邪王氏被斗垮了，势必打破当时相对平衡的政治格局，各大家族包括皇室，势必会为了权力的重新分配，斗个你死我活。然而，在这样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中，谁又能保证拼杀来的权势一定比原来的多呢？谁又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不会覆灭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点的顾忌，是庾亮、陶侃等人，虽对王导有怨言，而不敢轻举妄动的根本原因。

三、庾亮所代表的颍川庾氏，陶侃所代表的浔阳陶氏，他们同王导所代表的琅邪王氏，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晋王朝是贵族阶层的黄金时代。在“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政治格局下，贵族享有超越皇权的力量，他们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最大化。所以，对庾亮、陶侃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维系东晋王朝，如何维系“贵族和皇权共享权力”的权力结构。与之相比，贵族之间的权益矛盾，无疑是次要的。

“八王之乱”紧接“永嘉之乱”，汉族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先因自相残杀而遍体鳞伤，后因异族铁骑而荡然无存。值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王导凭借高贵的出身，宏远的政治远见，开阔的胸怀和卓越的政治协调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在江南重建我汉族江山，重树我衣冠文明。无论是东晋王朝这个国家机器，还是“王与马共天下”这个权力体系，能够大致满足各方面需要，协调各方面矛盾的王导，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件。

与王导、司马睿等人建立的东晋相比，1327年之后，由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手扶值的南明，就实在是相距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