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光武为何称中兴(第3/7页)

与行政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刘秀对于外戚集团的遏制。当时的刘秀,对外戚集团是极其提防的,因为当年西汉帝国,就是灭亡于外戚的王莽集团,所以刘秀在开国后,对外戚进行了种种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用来换取外戚们的行政权力。在这一点上,刘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开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刘秀收回,刘秀还煞费苦心,给予三位舅舅名马高车,让他们在家乡招摇,以示荣宠。刘秀的三个舅舅们也很知趣。比如刘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祖训,要求家人来起尾巴做人。舅舅们起带头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说。刘秀在封郭圣通做皇后时,顺便封了皇后的几个兄弟为侯爵,后来郭圣通被废除,但是她的几个兄弟并未被追究责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职,反而加赐俸禄。郭圣通之后被封为皇后的阴丽华,她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刘秀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刘秀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刘秀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刘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后来阴识的弟弟阴兴也多次推辞加官进爵,最后干脆归隐山林。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也给了所有人政治信号。刘秀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除了怀柔手段以外,刘秀有时候也杀鸡给猴看,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刘秀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秘,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刘秀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牢狱,之后又在阴皇后的求情下,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容沙子。

刘秀在登基初期对外戚们的打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刘秀乃至其身后几代帝王时期,外戚们都相当的低调,几乎夹着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汉朝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汉明帝的皇后,汉明帝树“云台二十八将”的时候,本想把马援也树进去,可因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为了避免旁人说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早期,外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

没有了外戚的掣肘,刘秀是非常自在的,东汉早期大批草根官员得以晋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与外戚们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外戚主动勾结官员的事情,在当时更是官场的高压线,一旦犯上这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而在光武中兴的国家建制中,有另一条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国。

刘秀建国,表面上看,和西汉一样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这两种休养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样的。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也是刘秀的个人爱好。

刘秀时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因为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家特征,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西汉建国早期,还处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遗症的发作期,国家人才凋零,特别是儒家集团遭到了残酷地打压,而法家因为秦末的暴政,也成为了当时汉帝国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秦末因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国打压的道家黄老学派,也就因此成为国家思想的主流。东汉的情况却不相同,当时的中国,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团的发展却极其迅速,到了西汉末年战乱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学派,实现了“规模经营”,当时的国家知识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继续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成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界的呼声。而且东汉建国的政局,和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在建国后,通过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经基本扫除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功臣势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时,为了稳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无为而治”。但是东汉的局面却不同,刘秀不像刘邦一样搞大清洗,他对功臣,主要就是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来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做虽然厚道,但是作为一个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对功臣勋贵不忌惮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进一步神话皇权,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刘秀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