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类第三大劫难（第20/24页）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考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置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引用了很多哈默德的话。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再一次，论文的参考书目里忽略了那篇他专门推荐过这种作法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制造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的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三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使用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走着瞧吧。

古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一百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考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考勒的女儿在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遗赠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考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小小的有关他的发现的纪念品。因此，第二年三月份，当一个研究员手捧着一个上面有考勒手写的德语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为吃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八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察员，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FBI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信封里的可卡因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也许弗洛伊德观当时就在上面某个地方注视着这次惨败，禁不住哈哈大笑。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支持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作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波西米亚丑闻》（1886）里。华生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找头脑地提到“这种药让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科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试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服用可卡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