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2/24页）

集合起25000名农民进行一场为时三天的战斗并不那么困难。但是，如何使群众的热情保持下去？采取什么样的制度，能使征集人员正规化？以前一直有保甲制。但保甲只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机构，而不是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答案要到“社学”中去寻找。[15]一旦族中长者或是某地区的乡绅们打算组织一个跨村的组织，社学就成为促进地区合作的关节点。[16]例如，1836年时，黄埔附近的村庄领袖们感到了秘密会社活动的威胁，于是24个村子在河南岛南边的一个集镇上建起了一处公所，以“社学”为名。在这里，父老们在一名选举出来的主席主持下，聚在一起审问罪犯，把他们绑至县太爷处。[17]这样，公所虽然被称为“社学”，但同时也是多村联合组织的会议场所。尽管告发一名族人为秘密会社成员的行为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并受到官方鼓励，但是这种独立的市政活动或宗族活动仍在许可的范围之外。清朝的皇帝们很久以来对那些非官方组织的地方活动抱有疑虑，由于社学是半官方的组织，同时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给社区的或绅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外壳”。比如，广东社学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调解宗族械斗。[18]“时广州盗贼充斥，已酿成乱势，各村堡俱设公约社学，预备经费，请绅士为党正，以解争讼。[19]”总之，社学在团练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作用。[20]

实际上，道光朝广州的团练运动是众多社学得以复兴的另一个原因，这些社学在受到干涉的年代里本来都已荒废了。作为在机构上体现团练活动的社学，负担着充当招募站、金库、会址、屯兵所、训练场种种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团练活动在多疑的地方官眼中合法化。

表1　三元里周围的社学

资料来源：《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3—295页。

1841年5月广州赎城后，省里的官员提出了关于恢复支离破碎的城防工作的最初设想。[21]为了省钱，祁和奕山认为可以利用团练来重建城防。他们甚至建议在虎门周围实行屯田，以耕代守，寓兵于农。[22]朝廷当时正为财政问题所困扰，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是它难以支持的。比如在广东省，每个士兵每月的维持费用就要四两白银，实行军屯及由地方支付的团练，则可以减少这笔费用。[23]再说，广东的乡勇不是比守卫部队打仗更英勇吗？朝廷对三元里的胜利感到高兴，但又对无限制地利用团练之事疑虑重重。祁、奕山以赞扬的词句追述了团练的功绩。他们对某些夸大了的报告虽有所怀疑，但无疑他们都认为冷淡、不忠和反满的广东人突然变得对朝廷大有用处。这是在南方政策的废墟上值得加以抢救利用的一个事物，所以，他们恳请鼓励那些“可靠绅士”组建团练，用来在广州城周围建立水道防栅和在陆路巡逻。但是，皇帝的祖辈在广东曾遇到如此多的麻烦，使他对广东人现在的忠心并不完全相信。当时他只是简单地批准了重建城防计划，而对团练之事却持保留态度。[24]

奕山、祁和怡良对团练仍持原来的想法。1841年9月上旬，他们再次上奏皇帝，提出了一个发展广州团练的大致计划。既然驻守广州的帝国援兵受到热病等症的困扰，很快将耗光粮食，那么，何必不把他们遣送回本省，用非正规军代替他们呢？这几个官员大胆地告诉皇帝，他们已经为这个计划采取了一些措施：“是以奴才等先经拣派绅士余廷槐、黄培芳[25]等，分路前往四乡，鼓励士民，抽丁团练”。从那以后，南海、番禺两县的绅士组织了36000名乡勇，全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精力旺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26]他们的领袖都是忠实正直的绅士，他们向总督保证说，我们“二百年仰沐朝廷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每一个村公所，它们都自觉地服从联盟的规则。“况沿海中路当贼之冲，香山、新安、新会、东莞等县，自去年以来，深赖官民互卫，一律劝勉。如果民心既固，何患不众志成城？”皇帝终于被说服，同意他们的请求，完全承认团练。[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