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第6/9页）

10这封信是公事公办的意味。看来，傅斯年代梁思永兄弟请筹的那笔款子或许拨下来了，但只是杯水车薪。

傅斯年的行侠仗义，让病中的林徽因感激涕零，她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人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11

1942年11月初，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在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陪同下走进李庄，住进老朋友梁家。他在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卧床发烧。他与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间过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忙得不亦乐乎。费正清这样回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12

也许是为了让异国的朋友宽心，林徽因在1943年1月26日给费正清的信中乐观地写到，现在已“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善解人意，心存感激，林徽因的性格悄然在变。

1944年，病床上的林徽因流着泪写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右）与航校的同学官招盛摄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