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第5/9页）

2005年9月3日李庄，李光谟在父亲李济当年的办公室前。

我多次参观过那间“主任室”，那是四川李庄张家祠堂西北角的一间房子，木地板，外面一壁的雕花木窗户。众目睽睽，何藏“隐私”？

当时，李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两个女儿先后病逝，心绪极坏。再者，史语所属中研院系统，经费由财政部拨付，中博院隶属教育部，经费由教育部发，李济同时兼任史语所三组主任和中博院筹备处主任，矛盾就难以回避。总干事曾昭燏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学术上的同仁，思想感情上也许与李济走得较近，甚至也不乏一些生活上的关心。从曾昭燏致李济的信即可看出两人关系的渐进。收入《曾昭燏纪念》文集中的第一封信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六日，署名“曾制昭燏”；民国三十二年，署名“曾昭燏”，到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以后的署名皆为“昭燏”。信中除却谈工作，也有生活上的关心，如“奉二月二十一日手书，敬悉一一。重庆生活之苦，在人意料之中。只望诸事得早日完毕，能于月底返李庄则幸甚矣。伤风愈否？极念极念……傅先生于十二日从此乘飞龙轮动身至南溪。昨日早乘巫山轮往渝，燏送至南溪，闻船上甚拥挤……现从筲箕背至李庄有长天、永昌二轮对开，惟南溪至筲箕背一段需起早耳。南溪旅馆极坏，不能住，可住张官周之征收处。”14关切之情跃然纸上。难怪，傅斯年会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曾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15

其实，曾昭燏的独身是自觉舍弃了做女人的权利，“而委身于学问、社会”。情欲对于李济这样的学者，也是奢侈品。他曾说过：“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16所以，我相信，李庄时期的曾昭燏，也就是李济的红颜知己。

1945年12月，曾昭燏参加了李济主持的“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0月中博院迁回南京，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辞去了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职，交给曾昭燏代理。后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仍担任总干事。此阶段，在她的主持下，中博院开始了陈列大殿的基建工程。

1941年11月6日，曾昭燏致李济信。

1948年秋冬之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当时，由于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不同判断，曾氏家族的后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离开大陆，如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承、妹妹曾昭楣以及至亲俞大维家族等去了台湾、香港。二哥曾昭抡、妹妹曾昭懿等留在大陆。曾昭燏在1951年的“干部履历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住在我这里。她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曾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周恩来认识……她和我谈了她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来临。她的言辞使我消除了一切的忧虑。”17曾昭抡还希望她与二嫂俞大絪一起赴解放区，“可为学术界服务，做些纯粹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更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