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十九章 1945年，华盛顿（第8/14页）

卡拉走到水龙头前时，一支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坦克小队经过，他们踏着步子，向东边的战场行进。队伍里有两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和十多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他们都骑着自行车，车前把上绑着新型反坦克步枪。军服和军帽对孩子们来说太大了，如果不是他们面临的可悲命运，旁人看到他们头戴的庞大军帽一定会发笑的。他们将从这里出发，到前线与苏联红军作战。

他们完全是去送死。

卡拉把目光转向一边：她不愿记住这一张张脸。

拿桶接水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雷克夫人小声问：“你有个朋友是医生的老婆，是吗？”

卡拉浑身一紧。雷克夫人显然说的是汉尼洛尔·洛特曼。医生和犹太医院的精神病人一起失踪了。汉尼洛尔的儿子鲁迪扔掉了身上的黄星标志，和柏林剩余的一些犹太人，秘密前往柏林人所谓的贫民区“潜水艇”，只有本人是雅利安人的汉尼洛尔还住在他们家原先的房子里。

十二年来，像雷克夫人问出的这种问题——你有个朋友是犹太人的老婆——几乎就等于指控。她到底想干什么？卡拉不知道。雷克夫人是个仅有点头之交的邻居，无法完全信赖。

卡拉关掉了水龙头。“小时候洛特曼医生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她戒备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另一个女人站到水龙头前，用一个以前显然盛食用油的大罐子灌水。“洛特曼夫人被人带走了，”雷克夫人说，“我觉得你也许会想知道。”

这再正常不过了。人们时常会被“带走”。但如果发生在你亲近的人身上，仍然会觉得心头被猛地一击。

没必要去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发问也很危险：询问亲戚和朋友为什么会消失的人，自己也可能会突然消失。但卡拉必须要问：“你知道他们把她带去哪儿了吗？”

这次她得到了答案。“在舒尔大街的转送站里。”卡拉感觉到了希望，“是维丁区一家废弃的犹太医院，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是的，我当然知道。”卡拉偶尔会非法地去那家医院帮忙，她知道政府占据了那里的病理学实验室，并用铁丝网将那儿围了起来。

“希望她没事。”另一个女人说，“斯特菲生病的时候她帮了很大的忙。”说完，她关掉水龙头，提着水罐离开了。

卡拉匆忙地朝和女人相反方向的家里走去。

她必须为汉尼洛尔做些什么。把人从集中营里弄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经被打破了，也许能想个法子把汉尼洛尔给弄出来。

她把水桶带回家，交到艾达手里。

茉黛排队去领配给的食物了。卡拉换上护士的制服，希望到时候能派上点用场。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艾达，又一次离开了家。

她只能步行去离家两三英里的维丁区犹太医院。她不知道她应不应该这样做。即便能找到汉尼洛尔，也许她也帮不上忙。但很快，她就想到了在伦敦的伊娃和不知藏在柏林什么地方的鲁迪——如果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失去母亲，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她必须尽力一试。

街上站着军警，他们截住过路人，查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军警们三人一组，形成即决法庭，主要针对兵役年龄的男性。他们对身穿护士制服的卡拉不感兴趣。

奇怪的是，苹果树和樱桃树竟然在这个被炮火袭击的城市里开出了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在爆炸的间歇，鸟儿像往年春天一样，欢叫着。

卡拉恐惧地发现，灯柱上竟然吊着几个男人，有几个竟然还穿着军服。大多数尸体的脖子上挂着写有“懦夫”或“逃兵”的牌子。显然，三人即决法庭认为他们有罪，对他们处以绞刑。纳粹杀了那么多人还不满足吗？卡拉痛苦得直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