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8 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第2/3页）

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始于1928年末，并持续了五年之久。克服这次危机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镇压行动。农民中的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了"，而其余的农民则被强制性地组建集体农庄，农民的生活和活动处在党和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在集体化过程中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占据优势，所以许多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也遭到了迫害。在城市中，"耐普曼"①被消灭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余几乎被彻底肃清了，在党内铲除和禁止一切反对派。在此后的几年里，恐怖镇压行动扩大到针对党、军队和国家的干部队伍。苏共的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修改，但这次却不是对美好生活的许诺，而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国家经济在30~40年代仍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带有军事动员的成分。这些年里，部分群众仍然支持这个制度，支持党和党的思想。但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已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包括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以及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绝对服从"上级"的干部队伍。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而已。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离开了斯大林便不可能存在。

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这次危机同样持续了将近五年。战胜这次危机依靠的是国家对农民、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作出的大量让步。50年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经济迅速发展，部分经济学家认为50年代是苏联国民经济史上最成功的时期。1951~1960年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 . 5倍，而同样在这10年里，美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仅为30％一50％。苏共的意识形态学说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并写人了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中，并提出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60年代只是对这一方针进行了修改。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苏共领导人继续坚持少量让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

到了7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开始放慢。在多数情况下，苏联不善于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因此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开始明显落后。与此同时，国家的军事支出却不断攀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下降。老百姓怨声载道，政权试图通过不断的、虽然不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来平息民愤。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停滞状态，这降低了苏共正统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苏联在60~70年代保留了极权主义的很多特点和官本位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此次危机是由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老化而产生的。"改革"是摆脱此次危机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并不成功。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没有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并不能减轻老百姓的不满。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但这只是即兴之作。这些举措虽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同时党组织机关内部的权威阶层则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在尚未巩固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却在此时开始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废除官本位专制制度。在这种政策下，政权的瓦解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将苏联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却是一座基础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设者既无视塔身已经倾斜的情况，也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而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和层数。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都没有胜任这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