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7/14页）

从拜伦开始，反对将文化珍宝连根拔起，成为民族主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所处时代最经久耐用、最具广泛影响的政治信念。今天，额尔金主义已成为一个缩写，成为因外国人掠夺文物引发的所有火山爆发的代表；无论那种掠夺行为属于事实还是传言。然而，在谴责冒犯者方面，现实似乎存在着很不相同的景象。在冒犯者眼里，那些争议中的文物，并未在原属地得到保护或欣赏；而有关法律条文，又常常支持那种冒犯的迁移行为。因此，历届英国政府，都坚持认为额尔金伯爵获得了批准。无论如何，在希腊激烈动荡的时代，雅典卫城被迁移的神圣文物得到了保护，安然无恙；并免遭雅典一个世纪的污染腐蚀。

在此谈谈中国文物。1950年，长期在古董界称雄的卢芹斋，在宣布关闭自己的纽约古董店时，代表古董商做出了类似的辩护。卢芹斋解释说，他在上海有一家古董店，那里的“大量重要文物”已被没收，促使他决定关停纽约的店铺。同时，他确信，自己经营中国文物的日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卢芹斋进一步说：“或许，我的一些同胞，谴责我把一些文物运出中国。现在，那些文物被认为是国宝。我希望，他们应首先指责当地居民。过去，他们对那些文物漠不关心。因为，我从祖国出口的任何文物，均是在与他人竞争中从公开市场购买。可以说，我本人从未从原址搬走过一件文物……今天，我感到高兴，那些经我手出口的文物，将会安全、精心地保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也坚信，所有艺术品没有国界，它们作为无声的大使游走世界，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化，进而热爱中国。”

为公平起见，这里需要补充一点。虽然卢芹斋个人或许没有“移走”任何建筑雕刻装饰或雕像，但也肯定是一位积极肯干的买家，甚至委托他人实施了文物掠夺。不管怎样，在卢芹斋退休七十年后，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会揉揉自己的双眼，露出满脸的诧异。这一次，推高中国文物需求的，不是西方老外，而是中国人自己。

蓝理捷是一位美国古董商，他亲眼看到了这种巨大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一直是专攻中国艺术的鉴赏家、拍卖商和古董商。蓝理捷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和外交史双学位。毕业后他发现了自己的职业召唤。他在波士顿美术馆，偶然参观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文物展览，如同着了魔似的。此后不久，蓝理捷在苏富比拍卖行找了份工作。起初，他负责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他连哄带骗获准去伦敦，在该拍卖行的中国艺术部工作了一年。1973年，蓝理捷返回纽约。那时，苏富比纽约公司也成立了中国艺术部，他跳槽到那个部门，并很快担任了该部门的主管。之后，他为自己指导的首次重要拍卖撰写了图录。正如苏伦·梅丽仙在1987年档案中所描述：“那次拍卖，成为美国拍卖中国艺术的里程碑。蓝理捷编撰的那本图录，与过去的图录明显不同，破天荒地有了注脚，以及学术风格的交叉引用。之前的图录，描述拍卖标的时只是概述，限于以媒体用语标明它的尺寸、时代……蓝理捷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是他与市场紧密联系。他四处打探征集拍品，而不是坐等天上掉馅饼。”

蓝理捷对于打听和销售活动十分积极。他水到渠成地当选苏富比拍卖行北美地区的总经理，在那个位置一直干到1985年退休。之后，他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古董店蓝理捷东方艺术公司。蓝理捷本人一副学究模样，喜欢善意搞笑，成了高端研讨会的熟面孔。那些研讨活动均与莫衷一是、复杂的中国艺术品贸易有关。2013年4月，他向美国国务院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表明目前他对相关事务的看法。当时，该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权衡是否续签一份为期五年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1月，在布什政府移交权力的前几天，北京和华盛顿签署了那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