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9/13页）

1949年，王己千从中国香港移居美国。他继续自己的研究，最终汇编了包括大约9000枚印章的图录。即便如此，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们，仍一反常态地小心翼翼。他们邀请了3位馆外资深专家，对王己千估价达250万美元的画作进行鉴定，其中包括7幅挂轴、10幅卷轴、7幅册页和1幅带插图诗册。博物馆的宣传人员谨慎地强调，王己千的绘画藏品，没有任何法律问题，它们均来自香港，那里没有出口限制。博物馆邀请的专家裁判是拉里·史克曼、李雪曼和耶鲁大学的班宗华。他们如约而至，对许多藏品进行查验、分类、估价和真伪辨析。媒体继而喋喋不休，对他们的打分方法以及对某些藏品的具体估价说三道四。《纽约时报》记者卡特·霍斯利是那笔买卖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在报道中，对王己千的藏品批评指责。编辑们担心惹是生非，对霍斯利的文章进行了软化修改，为此，霍斯利愤然辞职。然而，即便是霍斯利，也认同王己千藏品的短板不在真伪，而在于它们的作者是谁。

所有那一切，只算随后征集王己千藏品《溪岸图》暴风雨的前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史上，《溪岸图》遭遇的情况十分罕见。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引发了如此众多的争议（长达40年，并且争议仍在继续），成为中国艺术学术研究这个“雷区”的见证。在门外汉看来，正是那种滑溜溜的真伪鉴定问题，使普艾伦深感困惑，莫衷一是；也使人们对他采取的“我不在乎”的鉴定态度报以同情。《溪岸图》的鉴定，成了专家鉴定意见激烈碰撞的著名案例。

有关《溪岸图》的真伪，有3种不同假设。其一，那幅卷轴画是现代赝品，很有可能出自著名古董商、画家和造假高手张大千之手（高居翰的观点）。与之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它属于公元10世纪挂轴绢画，是五代时期中国画家董源的杰作，可与达·芬奇相提并论（方闻和王己千的看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溪岸图》确实是一幅重要杰作，但是，它“缺乏流传记录，原作者不明，年代只能大致确定”（耶鲁大学班宗华的观点）。

面对如此挑战，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两次圆桌会，对《溪岸图》的价值进行全面研讨。1999年，第二次研讨会后，有人向与会者提问，对那幅画作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没有一个人举手回应。班宗华属于最后一锤定音者。他的评论言辞犀利，认为“当今博物馆意识到，把馆藏品展示给公众时，有必要强调藏品的价值及其历史重要性；而那些价值和重要性，又被荒唐地夸大”，这才是产生争议的真正原因。班宗华反对大张旗鼓地征集王己千藏品，称“写长文章称赞《溪岸图》的艺术史学者仅有几位，本人属于其中之一。但是，以如此张扬方式公布征集事宜，使本人感到浑身不自在，不得不因怀疑变得踌躇不前”。他总结道：不，与《纽约时报》兴高采烈的报道不同，《溪岸图》不是“中国艺术中的《蒙娜丽莎》，但它是世界艺术珍宝之一。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如何在1000多年前发明了风景画艺术”。然而，与整个争议一模一样，他在《美成在久》杂志发表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来信，充满了反驳和唇枪舌剑（至今仍未偃旗息鼓）。

专家对《溪岸图》的价值评估众说纷纭。尽管如此，在方闻时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展了登峰造极的藏品征集，获得了人们异口同声的欢迎。1981年，性情古怪的富豪老约翰·克劳福德，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赠送或出售了60幅中国艺术品，其中特别包括了书法作品。那批藏品的估价约在1800万美元。学者们将克劳福德的藏品与查尔斯·朗·弗利尔构建的收藏相提并论。后者是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品的核心。尤其是克劳福德收藏中的一幅绘画，会使其他任何博物馆黯然失色。那幅画作名为《竹禽图》。它长仅45.7厘米，宽27.9厘米。描绘了翠竹枝头一对灰白相间、眼睛炯炯有神的麻雀。作为手卷画，它的画面构图精准饱满，附带着许多印章和题跋。题跋由画家、书法家赵孟题写，称赞作者的描绘细致入微，登峰造极：“动植之物，无不曲画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此卷不用描墨粉彩，自质宜为世宝，然蕞尔小禽，蒙圣人所录，何抑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