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第12/13页）

上述展览的图录十分精美。其前言和致辞毫无保留地强调了屈志仁的观点。他对东西方不同国家的数百个人和机构表示了谢意，包括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文物修复专家和基金会。显然，要成功举办展览，使其成为屈志仁的商标，需要有人把他的策略、理解力和专业权威化为现实。《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荷兰·考特写过的一篇文章很有洞察力，谈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掌门人的变动，也描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中国出境文物展览的规定是，如果你想从两家以上的博物馆借藏品参展，必须通过政府部门国家文物局协商所有借展事宜。过去，该局可要求省级博物馆提供所要的一切藏品，无须分配借展方支付的展览费。有时，甚至不把所借藏品送还出借单位。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繁荣，省级博物馆已成为强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中央管理机构。展览协商中有许多谈判艺术：有的出借展品赖以为生，有的强硬讨价还价索要展费，有的要求诸如出国押送展品等额外福利。

简言之，中国值得尊敬的送礼文化，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贫穷的博物馆官员更新升级。2011年7月，屈志仁研究员退休，摆脱了上述问题及其他难题的困扰。它们变成了何慕文的问题和挑战。何慕文以新任道格拉斯·迪隆荣誉研究员的身份，接管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作为该部门第三任掌门人，何慕文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他是亚洲艺术部戏剧性扩张的直接参与者。1971年，何慕文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是一位到处跑跑颠颠的实习生。之后，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跟着方闻学习。当时，亚洲艺术部刚刚开始起步。今天，即便是长期贬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人，也承认该馆的亚洲艺术收藏几乎位居西方的顶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马拉松竞赛中，何慕文拥有充足的理由，享受绕场一周的胜利喜悦。

就个人而言，何慕文热情，愿意承认错误，对新知识张开双臂（他的口头禅是：“很有意思，我得查阅一下”）。由此看来，他的举止更像中部美国人，而不是常春藤联盟名校的毕业生。2015年是亚洲艺术部创建100周年。何慕文强调说，该部门不仅个头长大了，在藏品鉴赏力方面，也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绘画。20世纪70年代公认的正典，与今日大不相同。那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画精品，是“我们了解的全部”。10年后看到中国大陆的收藏时，我们对宋代和明代绘画的了解大为增加，终于使“整整另外一套正典”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确，“扩充那一套正典，经历了一代人的努力”。何慕文补充道，那种情况在西方艺术中也不例外；例如人们对现存伦勃朗作品的共识，同样经历了不断的改变。

何慕文的巨大力量，体现在他使中国艺术展厅变得更加明亮。40年前，他和方闻琢磨，要在博物馆内复建一个中国文人花园。他扭动着身躯，钻入展厅天花板上面的狭窄空间，发现上面有一扇关闭的天窗，可以将阳光引进待建的花园。当时的霍文馆长否定了他们的方案，称博物馆刚刚花了巨款安装了空调管道。“面对那种情况，”荷兰·考特写道，“方闻先生部署了一件秘密武器：博物馆董事布鲁克·阿斯特夫人。孩提时代，她曾在北京居住过。当霍文馆长向她解释不可能挪动空调管道时，阿斯特夫人只是简单地回答：‘好吧，那得花费多少钱？’很快，阳光照射进入博物馆。他们从园林城市苏州引进了26名中国工匠，外加一名专职厨师，建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被称为‘阿斯特庭院’的‘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