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国衣裳（第2/9页）

哈里特在北京期间，卡尔霍恩夫妇为弗利尔举办了招待会，邀请了美国和中国官员参加。不仅如此，卡尔霍恩公使还为弗利尔的在华旅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和安全护卫。对此，弗利尔感到羞愧难当，他给生意伙伴弗兰克·赫克写信道：“当然，我不值得引起如此关注。如你所知，我也不在乎是否被关注。但是，北京的使馆圈，已获悉我去年在中国发现了那些东西，包括我最近获得的一些文物。他们觉得，我或是一位圣人，或是一个傻蛋。我想，他们正在努力向我学习。”哈里特说，在弗利尔指导下，她似乎对绘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刹那间一头扎进中国艺术之中”。她写道：“中国绘画卖出高价的好消息，以神秘暗流的方式传遍了中国大地。那些有数百年历史家族的‘领头羊’，从边远省份悄悄来到北京。他们的腋下夹着长期以来秘不示人的珍贵卷轴画。”弗利尔是“大家追逐的金主”，而他也是“每战必胜，常有贫困潦倒的清朝官员向他展示自己最稀罕的珍藏”。弗利尔带哈里特到北京最著名的古董店，以及“他自己的中国宫（在鞑靼城的房屋）。他新征集的藏品都在那里存放，并有经验老到的人看守。为了帮助我学习，弗利尔打开许多卷轴画让我观赏”。

前总督端方邀请弗利尔和哈利特共进午餐，向他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青铜器。它们来自陕西省。那时，端方在那里担任总督。“端方心里有个计划，要在北京建一座博物馆。”几年后，哈里特回忆道，“但是，端方的后人穷困潦倒，把他的藏品四处变卖。他让我们看的那套青铜礼器，目前已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朱丽叶·布雷登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侄女，也是旅行指南《北京》（1919年）一书的作者。据她记载，端方被砍头后，他的藏品出售，“吸引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竞拍者，在远东艺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在欧洲举办古希腊大理石雕塑拍卖会的效果一样”。（露西本人也有意外收获，她和丈夫离开紫禁城时，隆裕太后把一幅卷轴画送到他们车上，说是送给美国公使的离别礼物。目前，那幅《牡丹盛开图》卷轴画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收藏，虽然上面有隆裕太后的印章以及一段简短题跋，称那是“御笔”作品，其作者是谁至今仍然不详。）

随着对中国艺术兴趣的增长，卢芹斋和日本人山中之类的古董商，开始派人前往中国农村地区侦查。在上海，前传教士福开森，即将把所藏绘画出售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的铁路在扩展，古墓葬不断被发现，为收藏家创造了崭新机会。很快，专业收藏家开始与加入这个游戏的业余选手同台竞技。布雷登写道：

当你看完了所有宫殿，“游览”了所有寺庙和陵墓。北京还有一个永远令人乐此不疲、兴致盎然的活动——购物。很少有外地人能够抵御那种诱惑，可以讨价还价购买古代瓷器、青铜器、刺绣或任何合乎个人品味的东西。在北京居住，那种嗜好迟早会使人形成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我们不以为耻，相互察看对方家里墙上悬挂的绘画。在餐桌上翻看主人的餐具，看它们是否有款儿，是否属于真品。晚饭后，拿起主人的漆器，掂掂它的重量，唐突地询问主人最近征集藏品的价钱。在巴黎或伦敦，这样的举止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某位游客诙谐称为“老古董店”的北京，那些行为被人容忍，被人理解。如果你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够长，你自己也会购买那些东西。

春节前，是下手买入的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人手头都紧，他们要给亲戚买大量礼物，向店主还债，以便明年还能赊欠。常驻北京的外国人可享受送货上门服务，跑腿伙计拿着蓝布包过来，让外国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验货。老客户喜欢那种买卖方式，因为店主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味，从而投其所好。一幅幅卷轴画被打开，供外国人察看：经过装裱的花鸟、山水画，都附带着书法题跋。另一种方式是登门到店，如布雷登所解释，北京的古董店，决不能以外观评价：“北京最大、最整洁的古董店，或许不会有最好的东西。深藏某条死胡同的某位店主，常常会有最罕见的珍品——正如他的小店有着最高调的名称……一个角落处的知名小店叫‘荣耀万世’，能拿出一件最令人钦佩的雍正珐琅彩盒。北京前门大街的东面，是脏乱差的北京版‘圣迹区’（巴黎小偷、乞丐的聚集地），那里出现了许多好东西。”古董店在那里的街道上扎堆，街道则以玉、刺绣、银和灯笼等词汇取名。淘宝者喜欢去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的琉璃厂。此时，由于游客已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对中国艺术有了了解。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抢劫者遗漏了许多珍宝，它们仍然充斥着北京。露西·卡尔霍恩通过《纽约时报》，向读者介绍了如何在“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董店”的北京购买古董：进入古董店后，当店主掀开挂在过道上的蓝布帘，舞蹈就开始了，那里显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