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铁轨上的艺术（第5/9页）

弗利尔捐赠的消息公开后，他惊喜地发现，美国主要报纸都发表社论对此表示欢迎。谨慎的史密森尼学会的董事们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弗利尔拟捐赠藏品进行审核。该委员会成员中并未包括任何亚洲艺术专家。那时，弗利尔的藏品仍保存于他位于底特律的家中。该委员会的领导是兰利秘书，成员包括密执安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前密苏里州议员约翰·布鲁克斯·亨德森，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以及万能的项目联络员、贝尔的女儿玛丽安。他们用了5天时间，对弗利尔的珍藏进行核查。后来，玛丽安·贝尔对他们的评估给予了如此描述：“对那些无价东方艺术品的所有看法，被亨德森议员一言以蔽之：‘那些藏品都是各自类型的尤物。但是，那些类型真是让人抓狂！’”

然而，弗利尔在白宫找到了一位强大盟友。罗斯福比任何前任美国总统都更加关注亚洲。1898年，当西奥多·罗斯福还是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时，他便大胆命令海军上将杜威的太平洋舰队开进马尼拉湾，从而在菲律宾插上了美国星条旗。1903年，罗斯福在旧金山做总统演讲时，对一群疯狂鼓掌的听众说，“我们强有力的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太平洋的顶级强国”，尤其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指日可待。“来到太平洋海岸之前，我是个扩张主义者，”在一片山呼海啸的赞同声中，罗斯福声嘶力竭地喊道，“来到旧金山以后，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任何人……除了成为扩张主义者，还能成为什么。”

出于地缘政治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弗利尔，支持他的捐赠。1905年12月13日，总统先生给史密森尼学会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其接受弗利尔的藏品，包括“中国和日本最著名古代大师的数百幅作品”。如果学会董事会反对，总统补充道：“那么，我将有义务采取其他方法，努力避免美国政府失去一批最有价值的收藏，那也是任何个人捐给任何国民的最有价值收藏。”1905年12月14日，罗斯福邀请犹豫不决的董事们来白宫参加晚宴，对弗利尔捐赠事紧追不放，视其为美国到达鼎盛时期的象征。罗斯福弱化了此事带来的法律问题，放大了捐赠的重要意义。1906年1月4日，一封电报通知弗利尔，他提出的条件已获得了史密森尼学会同意。以华盛顿办事标准看，此事办成的速度如同坐了喷气飞机。

弗利尔再次踏上了征途：公路、海路、铁路，为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博物馆寻找新的珍藏。这样的生活在1911年之前一直是他的常态。如阿莱因·萨里嫩所写：“弗利尔，那位热心、勤勉的业余收藏家，在为自己和国家不停买入。他到哪里，都如入无人之境。他是一位潇洒、做事缜密的绅士，总是摘下他的圆顶礼帽、草帽、黑色小礼帽或白色巴拿马草帽，让所到之处的人们为之倾倒。‘我需要能够得到的所有培训和辅导，’他曾给国内写信，‘在我了解把握前，我不想杂乱无章地胡乱购买。’”

弗利尔注意保持低调，过去他就是靠这个策略获得了生意老伙伴弗兰克·赫克的信赖。弗利尔在北京的目标，是所谓的“鞑靼城”。那片街区已是摇摇欲坠，挤满了古董店。他在那里的酒店租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套房。他对卖家们解释说，自己只是一个小买家，为一家美国拍卖公司进货。“除了两三个可靠的美国人，我不允许任何向我推销东西的人到酒店里看我，”他对赫克说，“以免客人们进入那家又大又气派的酒店（北京六国饭店），摸清我的计划。”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弗利尔补充道，起初，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唐、宋以及元代的早期绘画代表作，结果使他大喜过望：“在中国期间，如果我拿到了上述朝代绘画大师的6幅代表作，我就会认为自己极其幸运了。但是事实上，我在北京拥有的东西，已10倍于那个数字。”总之，“那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