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龙门石窟之殇（第5/11页）

1933 年，初出茅庐的劳伦斯·史克曼研究员在洛阳。图为他在龙门石窟附近淘宝。

1931年，史克曼依靠奖学金在中国居住。此时，华尔纳打断了史克曼的学习。他成为踌躇满志的华尔纳研究员的小跟班。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如他自己所回忆：“那是一个机会，也要承担沉重的责任。我只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气和自信。作为菜鸟，你可以四平八稳地欣赏博物馆展示的一幅画或一件青铜器，可能还附带某位专家的说明。但是同样的艺术品放到市场上，没有说明牌，没有出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级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史克曼很信任德国古董商奥托·伯查德博士，赞赏他帮助自己打磨“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伯查德居住北京，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在柏林拥有一家画廊。1920年，伯查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达达流派艺术。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当的领路人，帮他摸清了追寻柜台下重要艺术品的门道。据史克曼说，伯查德会与他联系，说“你现在就过来吧，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觉得正是你需要的东西”。到达那里后，伯查德会领他穿过前屋，“那里堆满了瓷器、玉器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再穿过两三个房间后，才可能来到古董商的内部密室。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与古董商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否则，你真会变成丈二和尚。”有时候，伯查德也会买下某件东西，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东西的照片送到美国审批。此举的结果，是华尔纳经常不让史克曼购买。华尔纳的“眼力”并不怎样，涉及中国绘画时尤为如此。

然而，史克曼是个学习高手。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位中国通，他描述的一件逸事证明了那一点：“今天早上，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绝他的出价。然后日本人派来一架飞机解决了问题：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称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许多包裹要打；同时，他一脸忧虑地抬头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调整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