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胶水桶（第5/9页）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积极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回族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回族起义，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