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13/17页）

法：奇怪的友谊，因为你们两人是如此不同。例如，您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是吗？

利：我可以说是的。但我并不经常去教堂做弥撒……虽然现在能有更多的机会去那里，因为星期日往往有更多的空闲。但是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又是那不勒斯的一个天主教徒。那不勒斯的天主教徒有些特别，与众不同。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教权主义，因为他们没有反教权主义的经历。他们没有教皇国，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对反教权主义来作出反应……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从政治观点来说，某些不合时宜的，且又出自内心深处的反教权主义态度是一种错误。这是一个在俗天主教徒对您这么说的。也就是说，是一个永远也不允许别人败坏国家权力的天主教徒对您说的。他永远也不允许别人败坏国家权力。

法：在俗天主教徒……那不勒斯的天主教徒。首先，是那不勒斯的天主教徒。总统先生，在这次交谈中，您那么多次提到那不勒斯！唉，那样的口音？当我听您发表演讲时，我不能不惊讶地问：“哦！为什么您不能多一点地用佛罗伦萨话[19]来演讲呢？”

利：您说得有理，您说得有理。我知道，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能成功地改变那样的口音，这其中有着化解不开的情结。我经常自言自语道：“德尼古拉与我一样，也是一个执著的那不勒斯人，甚至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讲话也带着浓重的口音。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成功地摆脱这样的发音呢？”我做不到。以我这把年纪该怎么办呢？去尝试一下，就会闹笑话。我记得有一名那不勒斯的议员，他在众议院说到“佩鲁贾”，像你们佛罗伦萨人说的那样。每次，我都挑逗他说：“议员！唉！不！在那不勒斯，佩鲁贾（PERUGIA）是被读作PERUGGGIA的，其中有三个字母G！”因此有两种情况：不是闹笑话，就是有化解不开的情结，特别是在电视中。我有着化解不开的情结。我看重自己是那不勒斯人，但只是通过口音来表明。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那不勒斯人从来就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和心胸狭窄的地方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四海之内皆兄弟般的宇宙神教。我也根本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也许是因为受到过无数的痛苦，遭到过众多的迫害。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不勒斯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家。他们向所有的人都伸开双臂。他们都是聪明的人。我们曾经接待过肯尼迪，过后，他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结尾写下了“那不勒斯万岁！”为此，我感到无比的欣喜！这封信共有两页纸，用英语书写。糟糕的是我不懂英语，也不懂其他的语言。而“那不勒斯万岁！”这句话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他看穿了我的心思。您要知道，这是唯一一封没有留在齐吉宫中的信函，我把它带到了乡下的家中。但是，在有件事上，我可不像那不勒斯人，那就是我不相信迷信，从来就不相信数字13和17、黑猫、打翻油瓶和打碎镜子会招来灾难和不幸之类的蠢话，也从来没有在口袋里揣着护身符或者吉祥物……

法：总统先生，当您谈到那不勒斯，谈到了君主共和国时的那位总统德尼古拉时，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显得有点无礼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它来自于这一事情上存在的某些混乱：您始终是个共和党人吗？

利：我始终是以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共和体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共和国能更好地融入民主政权中去，也不仅仅是因为君主体制有点不自然，譬如那种世袭的形式。但是我一直认为，君主制度在同法西斯主义达成如此妥协之后，继续在意大利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但是我知道您的问题所在：在此事上，确实有点混乱。这不是我第一次被迫出面辟谣，因为有人传言说，过去，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有人甚至谣传说，我加入过意大利君主主义者联盟。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不勒斯，很多文化界人士都是君主主义者，而且不仅仅是文化界人士。在那不勒斯，出于感情的原因，人们喜欢君主政体。那里共和党人很少，我父亲是共和党人，非常了解这一情况。对我引起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直到1946年，我还没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直到1946年，我成了学者，并出于偶然，参与到了政治中去。当时，有人推荐我的父亲进入天主教民主党名单中，但是他说：“不，我已经老了，把我的儿子吸收进去吧。”总而言之，在无意之中，我成了一个政治人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