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罗·南尼（第10/14页）

法：参议员南尼，难道只有教条主义和教会才合意大利人的胃口吗？

南：不是，尽管他们觉得掌权者也不错。这是因为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外国奴役和本国暴君的压迫仍然心有余悸。他们所说的“我需要养家，我有六个子女，八个子女”，就是这种“余悸”的表现。由于对社会缺乏安全感，这种恐惧心理越发严重，以至以“需要养家”为借口来逃避斗争现实。或者说，他们放弃斗争是由于他们具有怀疑、破坏和取消一切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就不愿做建设性的工作。批评一切事和一切人，就等于对谁也不批评。那只能使自己处于斗争之外。在这一点上我们是非常“能干”的。但是，说只有教条主义和教会才合意大利人的胃口是不确切的。对于压迫和妥协，意大利的反应是强烈的，甚至可以说总是会起来反对的。这一点大大抵偿了在民族、社会和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当然，与其他民族相比，我们是落后的。

法：关于取消一切的思想，施莱辛格在答《欧洲人》记者问时说，现在意大利的真正悲剧在于失去了行动党[29]。

南：施莱辛格认识行动党的领导人，对他们正确地作了高度评价，因为行动党的领导都是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对反法西斯斗争、对共和国的建立和宪法的诞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行动党却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党，注定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原因就在于我们谈到过的那种只破不立的思想。另外，它在掌权以前便不幸地失去了最有威信的发起人——卡洛·罗塞利[30]。我认识卡洛·罗塞利，那还是在他与他的哥哥在法国被法西斯分子暗杀以前很多年的事。那是1925年，我曾给我的同志们写过一封信，认为必须把我们的斗争扩大到欧洲，不应热衷于搞暗杀这类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行动。在这以后的一天早晨，有一个陌生人敲我的门，我请他进来。他对我讲了以下的话：“我叫卡洛·罗塞利，热那亚大学的教授。我读了您写给党的领导机构的信，我很欣赏这封信。你们很多人都存在经济上的困难，我和你们不同，我有钱。我请求您让我同您一起工作。”于是我们走到了一块，创办了《第四等级》。这本杂志的部分合作者后来成为行动党的重要人物。但是，我再说一遍，在他们那种良好的智慧中存在着取消一切的精神。所以，在失去行动党以后……

法：那些重要人物分别加入了其他政党，而你们大家都受到了那种良好智慧中的取消主义的影响，首先是你们社会党人。您的意见是这样吗？

南：是的。但是社会党遇到的困难与此不同。社会党是政治上处在界线上的党。这种处境使它左右为难，它不能很好地保卫自己的独立性。它只要向左迈出一小步就有被共产党吞没的危险；反之，向右迈出一小步则会显得过于温和。如果希望自己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希望保卫社会主义，那就要有明确的思想。

法：参议员南尼，您说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今天，您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50年前的社会主义了。

南：是50年前的社会主义，也不是50年前的社会主义。因为50年前所说的社会主义有一部分是空想的，今天看来也还是空想的。它经历了每天的斗争现实——工人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但它那时还没有“未来城”[31]作为自己仿效的样板，而今天却存在着具体的样板。有两种社会主义的样板：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瑞典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但那种社会主义是封闭的社会，没有任何个人自由和民主生活，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压迫是残暴的。瑞典的社会主义把人类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群众的民主生活推到了最高水平，可是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我在斯德哥尔摩而不是在列宁格勒感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是，问题并不是通过简单的选择就能解决，因为问题的解决要靠两种经验的综合，也就是把交换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同人的最大自由结合起来的制度。人的主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是获得最高限度的自由，不受剥削，没有暴政……但是这种话拿到学术研究小组去谈更合适，在关于70年代的意大利的答记者问中是不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