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布托（第9/15页）

法：你们两人互不相容，是真的吗？

布：我根本不把她当回事。我认为她是一个只具有一般智慧的平庸的女人。在她身上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伟大的只是她所管理的国家。我的意思是说，尽管她长得矮小，但她的宝座使她显得高大，还有她的名字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请相信我说的：如果她是锡兰总理，她不会胜于班达拉奈克夫人。如果她是以色列总理……去吧，我不敢把果尔达·梅厄与她相比较，果尔达比她高得太多了。她思想敏锐，判断准确，她所经历的危机要比甘地夫人遇到的危机严重得多。她执政是出于她的才能，而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只是因为她是班达拉奈克的遗孀，甘地夫人执政只是因为她是尼赫鲁的女儿。要是没有尼赫鲁的影响，她的莎丽服，她额头上的红点，她的微笑，都不会使我有深刻的印象。自从我在伦敦认识她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们在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她一刻不停地、过分仔细地做笔记，使我好奇地问她：“您在做笔记，还是在写论文？”谈到论文，我不相信她能在牛津大学获得那个历史学学位。我在牛津大学用两年的时间修完了三年的课程，可是，她在三年内是没有能力修完全部课程的。

法：您不认为这对她有点过分和不公正吗？您真的认为她分文不值，但能在台上支撑那么久吗？还是要人们相信，她分文不值，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呢？

布：不，不。我一点也不反对妇女当国家的首脑，尽管我并不认为妇女当国家的首脑比男人强。我对甘地夫人的评价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是客观的。也不受她不遣返战俘、不遵守日内瓦公约这些令人遗憾的行为的影响。我始终是这样评价她的：她是一个用功的女学生和苦干者，是一个缺乏主动性和想象力的女人。我同意这个意见：今天的她比起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或在伦敦记笔记时强些了。权力使她产生了自信心，没有任何东西比成功更得人心。但是，她的成功是与她的功劳不相称的。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了联邦国家的话，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甘地夫人从她的位置上请走。我不害怕在智慧上跟她较量。为此，她愿意什么时间，愿意在什么地方，我都准备与她会晤，甚至在新德里也可以。是的，我跟维也纳会议后的塔列朗[14]一样，甚至准备好去新德里。唯一使我不安的是，想到要受印度军队的仪仗队的护卫和跟甘地夫人握手，它使我生气。真主！不要让我去想这件事。还是请您告诉我，甘地夫人是怎么评价我的？

法：她对我说，您是个摇摆不定、没有分寸的人，今天一种意见，明天又是另一种意见，永远也弄不明白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布：啊！是吗？我立刻回答您。我从哲学家约翰·洛克[15]那里接受的唯一思想是下面的这句话：“始终如一是思想渺小的人的美德。”换句话说，我认为基本观点应该坚定不移，但是在不违背这个基本观点的前提下，人们可以随机应变。有时热烈些，有时冷静些。一个知识分子永远不应该死抱住某一个明确的观点不放，而应该灵活些，否则就会陷入唱独角戏或狂热的境地。一个政治家也一样。政治本身就是运动，政治家应该具有灵活性。应该左右逢源，应该把矛盾和怀疑摊在桌面上。应该不断地变化、尝试、四面出击，直至认清对手的弱点并把他击中。如果死抱住基本观点不放，那么，就会倒霉；如果暴露自己或使自己的思想僵化，也会倒霉；如果不能运用转圈子战术，以击倒对方，那么也会倒霉。表面上的不连贯是狡猾的政治家和聪明人的首要的美德。要是甘地夫人不懂得这一点，那就是不懂她干这一行的美妙之处。她的父亲就懂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