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第2/11页）

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这一点。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经常被社会变革的要求所困扰，比如扩大公民的权利、不断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等。与此同时，罗马人也顽固地一再表达他们对变化的厌恶。新奇的东西是邪恶的。罗马人不因新奇本身而接受新奇之事，只是在披上神的愿望或古老传统的外衣后，它们才能得到罗马人的赞同。这就是罗马的实用主义，保守性与灵活性并存。保留那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制度；修正那些失败的；即使是显得多余的地方，罗马人也郑重其事地保存着——或许以后有用。共和国既是一个新的建筑工地，也在后院收藏着大量过时的“破烂”，它的明天就建基在混乱的过去中。

罗马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对他们的伟大城市，罗马人除了坚持祖先的传统之外，还能注入什么新的内容呢？一些国外的评论家把罗马人的虔诚看作“迷信”，3认为是犬儒主义的统治阶级愚弄大众的伎俩。他们错了。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毁于内战和革命，罗马不是这样。在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尽管经常发生社会动乱，但城市里从来没有流血冲突。看看希腊人吧，他们的惯常做法是放弃普遍公民权的理想，遁入诡辩术。与之相对照，罗马人用公民权定义自己，把它看得比什么都神圣，比什么都可贵。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publica）。在其他公民的眼中，罗马人确切地认识了自己。

别人如何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在共和国，一个好公民是大家公认为“好”的公民。罗马人看不出美德和名声有什么区别，用同一个词honestas表示它们。全城一致赞同是罗马人所极力追求的。只要大街上聚集有心怀不满的公民，罗马便有机会得到更大的光荣。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时，行政官的职位便会增加：公元前494年，增加了市政官（aedileship）和保民官（tribunate）；前447年，会计官（quaestorship）；前367年，司法官（praetorship）。职位越多，需负责任的范围越广，获取成就和赢得赞同的机会越多。公民们最渴求的是别人的赞美，最惧怕的是坏名声。之所以能维持健康的竞争精神，阻止它堕落为自私的野心，罗马人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觉悟：在公众面前，名声不能坏了。尽管斗争很激烈、竞争的形势很严峻，但虚荣自负被认为是幼稚的，罗马的公共生活容不得这种心态。置个人荣誉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是不能容忍的，罗马人觉得只有野蛮人才会这么做，只有比野蛮人更糟的国王才会这么做。

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罗马人受到的教导是驯服自己的竞争天性，使之服从于公共利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没有这些限制。“罗马人贪婪地追求赞美，追求荣誉，远远超过任何别的国家。”4对它的邻居们来说，这意味着灾难。罗马军团把残酷和效率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其对手们很难适应。每当罗马人遭遇抵抗，不得不强行攻略一座城市时，他们得手后的一贯做法是杀光所有能找到的生物。想知道哪些是军团留下的残砖断瓦吗？标志是混杂在一起的人的尸体、被分割的狗的脑袋、小牛的残肢。5与野蛮人的冷血不同，罗马人杀戮是为了让人恐惧，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军团士兵的勇气来自对罗马的骄傲，来自跟它的命运荣辱与共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为每一位公民所分享。对外人而言是致命的，对罗马人而言是关乎荣誉的。正是这同一种东西成为罗马战争方式的特色。

即便如此，要让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认识到罗马的征服天性，仍需要一个过程。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那些相距仅10英里左右的城市也不愿顺从，罗马人为征服他们煞费周折。这不奇怪。不管怎么说，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也有它的婴幼时期。起初，罗马人抢劫山地部落，与他们进行小规模战斗，逐渐发展了他们控制和杀戮的本能。到公元前360年，罗马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主人。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向南、北两面扩张，粉碎一切反抗。共和国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到公元前260年代，它已囊括了整个亚平宁半岛。罗马的荣耀也同步增长。对恭顺地表示服从的城市，罗马人大度地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一如保护者屈尊俯就地对待被保护者；敢于反抗的城市将面临没完没了的战斗。罗马人决不容许他们的城市蒙受羞辱，为挽回颜面，他们愿死战到底，不惜任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