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雅典（第7/19页）

然而这些运动员并非到处都受到追捧，虽然到奥林匹亚比赛的人们可以自吹自擂，充满魅力，但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重甲步兵并不对他们感兴趣。最明显的就是性格从小被塑造成服从集体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希腊人中唯一开展集体项目的人，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明显带有排斥情绪。其他地方如果有人第一次获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可能会获得表彰荣誉的纪念雕像，或者一笔奖金，甚至据说人们会拆掉一段本市的城墙“以体现拥有这样公民的城邦不需要堡垒”19。但是斯巴达人不会这样胡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墙可以推倒。自然，由于他们的威望并不稳固，他们期待自己的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赢得胜利，斯巴达庆祝比赛胜利的重大纪念活动会在运动员未曾回到家乡时举行。当运动员返回之后，他不会再获得更多的奖励，而是被安置在战场上最危险的位置——国王的正前方。

与众不同、与神相似的人物向来都会造成危险。在世间万物之中，有像奥林匹斯山一样高耸的佳境，其顶峰居住着众多神，山脚下生活着永远渴望登上更高地位的凡人。但是对人类来说，走得太远就非常危险。这危险不仅会让英雄们陷入困境，还会令他周围的人们——甚至他所在的城邦——走向毁灭。例如曾经抱有偏狭的地方观念的雅典人，他们对这项国际化体育赛事的怀疑态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明星之一、“世袭贵族”库隆的命运中完全地表现出来。这位冠军头戴胜利者的橄榄枝桂冠回到家乡之后，渐渐变得狂妄自大起来，甚至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公元前632年居然占据了卫城，宣称自己是雅典的统治者。这座受到羞辱的城市陷入了巷战。库隆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山顶，他们躲进神庙寻求庇护，在得到执政官自由通行的许诺之后从神谕所逃出，但是却在途中遭到人们的袭击，被石块打死。20这是一次自恃过高者终吞苦果的有力教训。

除了在那些风格比雅典更为现代的城邦之外，像库隆这样的人已经被证明是来自未来的先锋人物。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期间，希腊世界许多强大的城邦多多少少都落入了野心勃勃的强者控制之中，就连斯巴达这样向来与众不同的城邦也是如此。希腊人称这样的政体为“僭主统治”。对他们来说，这个词并不像英语中的“暴君”一样让我们产生对血腥的联想。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一名希腊的“僭主”必须拥有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他不能指望长期占有权力。他们总是热心于炫耀某些东西，例如出行仪仗、口号和公共工程。至少他需要向长期饱受派系斗争之苦的人们证明自己代表着稳定的政府。大多数人都能做到更好：例如佩里安德就是科林斯城一位广受赞誉的僭主，他与梭伦一样被人们纪念，作为完美政治家的典范，成为希腊七贤之一。^{[3]作为对国人们享有秩序和繁荣的回报，僭主自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一点破坏性的行为。他可以提出一定的非法要求，可以采用某些防备手段，可以进行监视：例如拥有护卫、限制自由言论、偶尔的深夜抓捕。}

当然，只有和僭主同样身为贵族的人才会在这样的屈辱面前痛苦地退缩。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贵族来说，没什么比忍受僭主统治更大的痛苦了：这相当于年复一年地看着同一位冠军赢得所有的比赛。无怪乎墨伽克勒斯这位当年将库隆及其跟随他从神庙中被骗出受死的执政官甘愿承担渎神的罪过——因为他是阿克迈翁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雅典众部落中最大的家族之一，是古代国王的后裔，这个自豪而抱负深远的家族显然不能容忍成为他人的奴仆。显然，他和他的家族为此遭受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即便是为了捍卫自由，像墨伽克勒斯这样犯下渎神之罪的人也不容易得到饶恕。阿克迈翁家族疯狂地将此事拖延了长达30年之久，最终被送上了法庭；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墨伽克勒斯的部族全部被判永久流放，21其祖先早已腐朽的遗骨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抛弃到城市界限之外。阿克迈翁家族成了一个受到诅咒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