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33/40页）

对受害者的非人化导致了暴力更容易被接受和施加。这是拷打和人格贬损的功能。根据让· 阿梅利的观点，拷打是第三帝国典型的方式，是它的本质存在。它的受害者就是被拷打这种行为自动地贬损。人格贬损偏爱的方式是让受害者置于污秽和粪便之中。营房里充满了尿味和粪味。疾病使事态变得更加恶劣。斑疹伤寒症引发了痢疾，“痢疾溢出了人睡觉的笼子的底部，流到了躺在下面笼子里妇女的脸上，它混杂着血、脓、尿，在营房的地面上形成了黏滑的、恶臭的烂泥”。公共厕所不足，且不卫生。在奥斯威辛，三千多个女人才能用到一个厕所；她们不得不排队进入一个厕所置于里面的小屋子，里面是齐膝高的粪便。亚历山大· 多纳特说：痢疾“将人像蜡烛一样融化，使他们在自己的衣服里萎缩，很快他们就变成臭烘烘的、令人厌恶的骷髅，死在自己的粪便里”。把人弄成哭哭啼啼的半人状态，使得杀戮者更容易处置他们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一堆屎。普里莫· 列维叙述他被放逐到奥斯威辛期间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当时货运卡车停在奥地利的一个火车站：

当党卫队的护卫人员看到男男女女蹲在他们能够蹲的地方——月台上和铁轨的中间，他们没有掩饰他们的快乐；德国的旅客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只配这样的命，看看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这一点非常清楚，犹如白日的光。

5. 战时环境的掩盖和对俄战役的残暴效果

通常认为，东线残酷的战时条件使得灭绝数百万人而不引起世界其他地方的注意更易得到控制。战后的德国人试图将党卫队杀戮部队和其余东线部队区分开来，旨在维护“清白的国防军”的传说。这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军队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是种族灭绝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任务存在于为了德国新的种族疆界而灭绝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当中。这些生物学的卫士在俄国遭遇的环境，将先前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战士转变为残暴的杀戮者，他们毁灭这片土地，无情地恐吓和杀戮数百万民众、士兵和平民。在四年野蛮的战斗中，保持群体凝聚的东西是强烈的政治灌输和战争史中前所未闻的残酷纪律的结合。军队被暴露在宣传的万炮轰击中，一方面它将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这些敌人恶魔化，另一方面将元首神化。人们告诉士兵们他们正在和劣等人作战，因此有权利以最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当假定的劣等人以巨大的勇气和卓越的武器进行报复的时候，纳粹的权力精英远不是纠正对劣等人的成见，而是把宣传机器的音量调到歇斯底里的强度高音，促使对恶魔之敌更大的无情攻击。

在描绘东部前线军队的心态时，奥默· 巴尔托夫把它当作“现实的扭曲”。我们可以增加同样现实的扭曲，它规定了大屠杀犯罪者的犹太恐惧症的思想。事实上，正如巴尔托夫明确显示的那样，东部前线普通士兵的犹太恐惧症的心态和种族灭绝杀戮者的心态并无明显差异。为了获得一个更加清晰对这一扭曲思想的认识，一个人应该阅读一些德国士兵依然留存的信件，他们向亲人描述了他们在东部前线战斗时所经历和知道的东西。两个主题特别令人震惊：一个是对敌人，特别是对犹太人的魔鬼化；一个是对希特勒的神化。共产主义者被看作是伪装的犹太人，反之亦然。整个社会系统被看作是充满犹太人的荒野。通过把当地人贬低为可怕的劣等人可鄙的复制品，对面目凶险的劣等人事先形成的成见得到了事后的确认。杀戮这样的异己者就像屠杀动物一样。卡尔· 富克斯给家里写信讲述了他在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之间发现的清晰对比：“无论你看哪里，除了污秽的砖房之外什么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你都不能发现任何文明的踪迹。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伟大祖国德国给予儿女的东西。在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德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