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20/31页）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过着更为孤僻的生活，但是无论作为学生还是专业人士，他一生都受到反犹太人偏见的侵袭。像爱因斯坦一样，弗洛伊德是一位拒绝所有宗教的世俗化的犹太人，因为他相信它们是幻觉。尽管他的妻子玛尔塔· 贝奈斯是在严格的犹太家庭里长大的，但是弗洛伊德拒绝任何与正统的犹太教有关的东西。但是，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争议点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犹太人。例如，他对婴儿性行为的著作使他受到了恶毒的攻击，其中的许多都带有强烈的反犹太人色彩。他被控诉破坏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他的心理分析方法得到了犹太心理学家（卡尔· 亚伯拉罕、马克斯· 艾廷顿、阿尔弗雷德· 阿德勒、汉斯· 萨克斯、威廉· 兰克）的支持，但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科学”而遭到了普遍的拒绝。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轻蔑地说：“除了知道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一个犹太人发明的，我们对它还要知道点其他什么吗？”当然，可以低估这类粗鲁的评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卡尔· 荣格的反应。荣格是弗洛伊德以前非犹太的战友、学术上被认定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他似乎鼓动双翼进入了纳粹的轨道，和一个纳粹控制的心理病学的期刊建立了联系，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声明：雅利安人的无意识比犹太人的具有更大潜能，并且“把一个犹太人心理学的结论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是一个十分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来说，这些反犹太人的攻击导致了心理上的极度痛苦，它们进入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分裂的核心，也进入了犹太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对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顽固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提高了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意识，至少是作为犹太人的感觉，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促进犹太人利益的组织。1927年1月6日，《犹太家庭报》刊登了一幅支持巴勒斯坦委员会柏林创立大会的照片，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和莱奥· 贝克一道出现在照片上。早在1895年，弗洛伊德就加入了犹太兄弟组织，以便与来自相似犹太背景的、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建立社会联系。这表明，从分享犹太历史和痛苦的文化密切关系的意义上来看，弗洛伊德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根据彼得· 盖伊的看法，这一身份认同是弗洛伊德自己对犹太人自我认同的解决办法，它是一种对作为犹太人“挑衅式的”骄傲。还有比这更多的含义吗？除了成为原型的或者普遍的东西之外，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忽略明显的反犹太人诽谤——还有没有确实是“犹太人的”东西？对这一十分复杂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肯定的。这也可能也回答了彼得· 盖伊的问题，即德国犹太人对作为一位德国人的自我定义是否只是一个有失体面的迷恋。德奥的文化环境及其伟大的知识成就和卑鄙黑暗的阴暗面，是使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成为可能不可或缺的条件。

1926年，据说弗洛伊德向一位德裔美国采访者格奥尔格· 西尔维斯特· 菲尔埃克坦言：“我的语言是德语。我的文化、我的成就是德国的。直到我注意到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反犹太人的偏见增长起来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不再是德国知识分子了。从那时起，我称自己是一位犹太人。”不仅弗洛伊德自我定义为犹太人是由他所处的德奥环境塑造的，而且他本质的思想模式、作为局外批评家的反讽冷漠、他对文化和政治上骗人把戏的敏锐剖析，也是这一环境塑造的。维也纳是弗洛伊德的知识在此成熟的城市，它具有让人目眩的反差：表面上看，它被设计为一个浪漫的舞台——今天它的旅游管理部门依然是这么设计的——充斥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咖啡馆、丰富的甜点、无忧无虑的氛围。然而，在表层之下，维也纳是一个放大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我，是一个本能和文化不和谐的沸腾大锅。维也纳是奥匈帝国首都和哈布斯堡家族王位的所在地。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为数不多的残存王朝之一，它没有统治过一个在地理、文化或民族上都是同类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帝国是由一个不相干的多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构成的。这些民族一度在地理上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到喀尔巴阡山，到民族冲突的温床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最初是奥地利的公爵，但是在中世纪他们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剧烈地扩大了，直到拿破仑1806年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他们才不再保留这一头衔。在整个19世纪，他们继续作为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进行统治，在民族主义动乱的年代顽固地依附在他们帝国荣耀的梦想上。维也纳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多语种帝国在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紧张。它犹如一个不变的纪念碑，奇怪地和现代性的力量格格不入。哈布斯堡帝国的皇帝弗朗茨· 约瑟夫（1830—1916）1848年登基，活到足以见证到毁灭他的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