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6/21页）

这个年轻人“可敬的意图”被认为是病态狂热者的咆哮，立刻被行政当局拒绝，但是他提出的极端建议可能被比行政当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人所接受。首先，在1918年战败之后，病态的犹太恐惧症在军队有牢固的根基。到那时，犹太恐惧症已经在军官团和军队行政部门的各层级蔓延开来。帝国军队的瓦解并没有消除反犹太人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很快就转移植入了正在激增的、在1919年至1923年整个德国迅速生长的准军事组织。事实上，就是自由军团和许多相关的退役军人协会、种族主义联盟以及防御性的协会，成了核心的犹太恐惧症的培育基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和纳粹运动联系在一起。

自由军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冬季革命的骚乱。那时，帝国统治的崩溃导致了革命左派和社会民主力量之间更残酷的权力斗争，前者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革命化，建立共产主义的体制；后者试图安排向社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无论哪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正如先前所见，社会民主党借助军队和关联的自由军团组织粉碎了革命的左派。1918年冬季，帝国的军队因为战败、士气的丧失、停战的条款所要求的快速遣散，以及《凡尔赛条约》对这一遣散的再次确认，很快自我瓦解。《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军队的规模缩减到10万人。多数旧帝国的军官和服役军人认为自己体现了德国的全部精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拒绝放下武器，继续发挥着志愿兵的作用，积极地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官参加各种政治冒险，要么反对他们国内的左翼敌人，要么在东部抵抗波兰人或者立陶宛人。他们失去了战争，也失去了他们的军官领袖——皇帝，因此这些军官主义者认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社会主义统治下沉闷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制度对旧的军事体制充满敌意。估计在1919年有大约27万名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旧式贵族。他们享有免于文人统治的实际豁免权，并发挥着令普通德国人嫉妒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战败的震动、军事和社会特权的丧失、社会主义体制下沉闷的“没有英雄气息”的生活前景，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此他们变成狂怒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帝国战旗，以及能够为自己的困境加以谴责的敌人。

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准军事的力量是纳粹主义的先锋，他们制造了后来可以用来定义希特勒的政治青年即冲锋队队员的犹太恐惧症心态。这些组织的青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找到了进入纳粹运动的路径——强烈地相信领袖的原则，厌恶民主，仇视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把犹太人看作他们种族主义的敌人，要求“无犹区”，重新将德国军事化。阿道夫· 希特勒利用这些人作为击槌攻击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一些大屠杀著名的杀戮者——马丁· 鲍曼、鲁道夫· 霍斯、埃里希· 冯· 戴姆· 巴赫· 扎勒维斯基、埃里希· 科赫、库尔特· 达鲁伊格、汉斯· 弗兰克、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都出自这些人当中。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喜欢掠夺的强盗心态。战争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后来将从他们暴力的经历当中创造一个完整的新浪漫主义神话。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后来记录了他的自由军团在东部的冒险：

我们向着天空咆哮高歌，在他们背后扔手榴弹。……我们看见了鲜血。我们生活的土地被毁灭，发出呻吟。一度平静的村落在我们路经之后，被火焰熏黑，化为灰烬，燃着余火。我们点燃了葬礼的柴堆，远不是在那里焚烧枯枝烂叶——在那里，烧毁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渴求；烧毁了市民的牌位，以及文明世界的法律和价值观；烧毁了一切……这样，我们趾高气扬，醉醺醺地满载掠夺品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