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三（第7/13页）

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见极是。盖多则难精，即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营及新招之勇，并康、杨已回省之勇，与罗、李、邹将回省之勇，数项湘勇，严汰慎选，只须存四千人，斯为适用。盖信其可用者，惟罗罗山、王璞山、邹岳屏三营，久经训练，确有几分可靠。此外，则新集之卒，殊难深信，求老前辈传罗、王、邹三人到署，相与熟计。或留千余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则面面俱到，尚觉妥叶；若璞山新募至一万，或少亦四五千之多，则无论不尽精锐，口粮亦断不能敷，器械亦断不能齐，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书与璞山，已将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严为简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两月后，无饷可发也。愚拙之见，动辄累纸渎陈，惟冀鉴察。

与骆龠门中丞 咸丰三年十月初六日

王璞山自兴宁归来，晤侍于衡，见其意气满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窃虑其难与谋大事。其时渠意欲兴师为湘人报七月之仇，侍亦欲添勇为岷樵助一臂之力，约共招宝勇、湘勇数营来衡训练，并议定军饷不必取诸藩库，器械不必耗诸总局，皆由劝捐徐徐图之。侍曾有书与阁下道及。厥后，璞山由湘晋省，适下游有逆匪回窜之说，长沙警严，老前辈饬令带勇先守省城，侍亦料其必如此。仓卒之间，一切饷金、军械，皆不能不取之省局，是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既为官勇，则当与通省之兵勇通盘筹画。若一处先须交三万金，则各处招勇先交之款，已不赀矣，况后有月支乎？况又有兵饷乎？此璞山阅历太浅，视事太易之过也。

侍六月招援江之勇三千，仅发来省途费银二千余两，盖深知库项之绌，不得不稍为节省。现在省城招勇太多，侍亦屡书与阁下道及，亦为饷绌计也。昨夜一书，言湘勇至多不得过四千，盖为援鄂言之，若并不援鄂，则湘勇止可留二千人。除罗、王、邹三原营外，止宜留千人，或从江西回归者挑选，或从璞山新募者挑选，务祈赶紧严汰，盖恐湘勇用费多而收效少，侍亦与有咎焉。故不能不极言之也。

与骆中丞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侍自二十四夜接长沙警报，比复一书。嗣后每夜奉呈一书，若中间一日无信到尊处，则驿递失之矣。

湘勇在省者，侍嫌太多，意欲遵甄师之命，令王璞山带三千往鄂救援，昨曾以一书奉商。璞山血性可用，而近颇矜夸，恐其气不固，或致偾事，特作一书严切规之，兹特将原稿录呈尊览。其用勇之多寡，口粮之行坐，即可照侍函行之。各处兵勇，阁下酌加裁减甚好。侍亦屡函请减，实见饷需不给也。

与仓少平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甄甫师咨来，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往鄂救援。润农业回新田，事难遽就，止可用璞山率湘勇前往。来示详察之说，在衡时已私心暗识之矣。此时欲令其统师赴鄂，则恐以矜张之气，驭新集之卒，或不足以当大敌。欲不令其赴鄂，则其忠奋直前之忱，实有非辈流所及者，诚不欲遽挫其锐锋，而反销其壮志。且甄师指名求之，此外亦恐乏自告奋勇之人。再四筹维，乃为一书规劝璞山，匡其不逮。其书已录稿送中丞处，阁下借取一阅可也。

与康斗山杨宝峰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章门解围，湘勇精锐之声振于鄱阳、匡庐之间。诸君子所出，足为鄙人生色。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现闻逆舟布满江汉，上溯襄、樊。湖北若有失事，则湖南危于垒卵。鄙意须以兵三千，急往武昌救援。顷已作书与璞山，并嘱其与两兄熟商。两兄若慷慨请缨，愿往北省赴援，则望即日束装长征。若援鄂之举不成，则望与同邑诸君子熟商，将新旧湘勇五千余人大加裁汰，止存二千余人留守长沙，盖库项支绌，养至二千，已嫌其多。现在贼踪尚远，防省本不须若是之多也。其在省之勇，止领坐粮，赴鄂者则领行粮，乃为平允。无论赴北留南，总宜严汰精选，约束谨严，勿使有名无实，致外人疑吾邑人耗费多而成功少，则国藩与诸君子共此嘉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