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三（第10/13页）

与吴制军 咸丰三年十月十四日

接奉大咨，令派兵勇赴鄂。初十日奉呈一函，言令王璞山带勇三千往援，想已收到。

顷得中丞回信，与国藩意见相合，大约日内可起行。惟带勇之人，实难其选。璞山血性过人，而才器难以驭众。前将三百六十，则恢张有余；今加至三千，则恐照料不周，前已将信稿呈阅矣。此外，官场如平江林令，代理兴宁之孙令，颇能自将一军，而仓卒不能调遣。国藩昨已书嘱夏观察带兵一行，而省垣需才，恐不果行。绅士中亦有数人可用，目下俱以他务不得往。到鄂以后，将湘勇交朱石樵刺史，或少得力耳。

吾师昨咨中丞，请南省筹拨银二三万解鄂。现在有委员解广东饷银十万往江南大营。国藩思天下大局，能通南北之咽喉者惟鄂，能扼长江之中枢者惟鄂。此时之鄂，视金陵更为吃紧。武昌兵勇近万人，万一饷需不继，一旦溃散，岂复可问！已函商中丞，竟将此项粤饷，全解鄂省支用。权其轻重缓急，不得不出于此，或由中丞奏，或由吾师奏，想朝廷亦必深谅也。

与刘孟容 咸丰三年十月十五日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为封树，即亦无复它虑。

岷、筠两君，国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书，知已自黄陂与岷樵分手，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惟岷老之师，尚在汉阳、德安一带，未得渡江，退保武昌，兹以为系耳。

璞山在衡与国藩约，共招勇六营，往江南杀贼，将报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其饷银军装，皆由劝捐自筹，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别于官军，自成一枝义旅也。厥后璞山归湘，即往省城取饷，盖与初议异矣。适会下游警急，中丞嘱璞山带勇晋省防堵，此则局势与在衡之议大变，自有格例，未可意为伸缩。而璞山请饷请器物，多不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议；而璞山语言意气，又多不检，以是訾议其短者，评讥日人于吾之耳，书函日入于吾之目。国藩昨为一书，规箴璞山，未知老璞能细味而曲从否？仆盖爱之深而思毖成之，非以文吏常谭，挫其锐气也。鄂省事棘，万不可不发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请缨自行者，而此老虽锐以自任，左右无能夹辅之人以助其义气而弥其缺失，是用隐忧。老弟当亦同此悬悬也。

树堂九月已归去，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容、筠独得晏然乎？阅吾弟与岷樵书稿，抑所谓肤泛者也。岷在江西与邓厚甫大不协，张中丞常以此等议论劝岷老。尊书之旨，盖相去不远，独文词深美，遂跻古人。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非吾弟亦无以发吾之狂言。

与骆中丞 咸丰三年十月十八日

昨日寄谕，侍拟为复奏，陈不必自往援鄂之由。盖鄂省可以守者有二：城外无屋，池浚甚深，一也；兵勇尚多，文武警惧尽力，二也。其可虑者亦有二：贼艘满江，我无一舟，无以逐之，一也；饷项有限，外乏接济，二也。其可守者，不待侍之去；其可虑者，侍去亦无如何。侍非敢畏难趋避，即去冬初到省时，奏明守制之人，不敢出本省一步。目今时事糜烂，但使此身有丝毫利益于国，亦不复坚守不出省之说；惟自计水路一无准备，侍虽于张守、王丞所率三千之外，再带二千前往，亦不过同守鄂城，即汉阳一水之隔，亦不能飞渡逐贼，有侍何益，无侍何损。若贼现窜青山下游，即不复回舟返鄂，则不特侍不必去，即璞山援鄂之师，亦属虚糜。反复思维，目前侍实可不往，止得据实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