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专制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第22/33页）

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

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

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

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

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