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危时计拙”（第10/20页）

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

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

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

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

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

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