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南京的陷落（第23/27页）

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

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

《论语·述而》。​

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

同上书第八卷，第18页。​

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俘虏的财物和牲畜后，干脆用泥土和石块堵死了大约251个山洞，把那些人全部闷死了。随后，豪格的部队转而进攻南明，但豪格很快就被调往陕西，去统治那个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巴泰，在1645年夏季继续控制了那个重要地区。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地方史讲授提纲》，第36页。关于1646和1647年以后在靠近满家洞地区的莘县的起义，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2页。​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4—55页。​

同上书，第68页。​

见前引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9—7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

1615年，准塔的父亲扈尔汉也是满族的一个部落大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页。​

《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2页。​

同上书第十五卷，第167页。​

斯特鲁弗：《南明》，第30页。归德的明军总兵凌駉拒绝投降，但是多铎毕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座城市。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

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50页（第一五一卷，第24页）。我不知道李成栋投降的确切时间，在5月4日他还在与清军作战。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2页。​

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根据顾炎武的记载，刘良佐在1645年6月8日投降，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