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第19/41页）

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

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

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

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